“艾丽丝·门罗是非常稳定的作家，所有作品都很出色，但我还是向读者推荐《亲爱的生活》。”2012年，81岁的门罗出版了封笔之作《亲爱的生活》，次年诺贝尔文学奖即授予门罗，称其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以上便出自一位诺奖评委的评价。
书中收录了四篇门罗亲认的非虚构自传故事，被单独归为“终曲”的单元。暮年门罗以朴素的笔调，从童年往事中打捞记忆碎片，剖露一生印刻在她身上的情感，是“藏匿于众多门罗小说深处的隐秘胎记”，也是理解门罗的生命和内心的重要入口。
“关于我的生活我所能说的一切，我相信，这些故事给出了最初，最后，以及最贴近生活本身的表达。”
这四篇故事都写到了她的母亲，在最后一篇《亲爱的生活》里，门罗回忆了她12岁时母亲刚开始患上帕金森病的日子，那时她父亲的生意也开始衰败。有次谈到这段时间，她说：“缺钱和母亲的病同时到来，真是太糟糕了。但在青春期，我很自我保护，我很有抱负，很多时候我都很快乐。我忽略了这一点，我不想生活在悲剧中。”
后来她上大学、拼命打工，甚至早早结婚，都是为了逃离家乡的小镇生活，逃离患病的母亲。然而，母亲却是门罗一生创作的核心素材，她经常在小说中写到母亲以及对她的感觉，几乎是信手拈来。在蒋方舟看来，门罗小说中时常存在一种“失职的母亲”的焦虑，这正是她作为“失职的女儿”的焦虑的延续。
门罗在四十多岁时写过一篇名为《渥太华峡谷》的小说，也回忆了母亲最初发病的过程和细节，在小说的结尾，她似乎承认了自己逃离母亲的失败：
“我漫长的文字的旅程，只是要去接近她，触摸她，将她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描述她，照亮她，歌颂她，并且最终，摆脱她。但我没能实现，她始终在离我太近之处若隐若现。”
以下内容摘自同名篇《亲爱的生活》，略有删减。
妈妈在生我之前两次流产，因此一九三一年我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但那个年代，前景越来越灰暗。事实是爸爸开始做毛皮生意的时间有点儿晚了。他所期望的成功也许在二十年代中期更可能获得，那正是毛皮刚开始流行，人们也有钱购买的时候。但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做这一行。
不过，我们仍然挺了过来，挺到了战争初期，挺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在战争结束时生意一定还有过一阵令人鼓舞的好转，因为就在那年夏天爸爸修整了房子，在原来的红砖外面刷了一层棕色涂料。……我们还有了一间浴室，没有用过的升降架成了厨房里的橱柜，带明楼梯的大餐厅变成了带封闭楼梯的普通房间。
这个变化给我带来某种难以言说的安慰，因为爸爸以前老在餐厅打我，痛苦和羞愧让我恨不得死掉。而现在房间的改变让人甚至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上中学了，每一年都学得更好，因为我们不再学习如何缝褶边和用正确的握笔姿势写字，社会课被历史课取代，而且可以学习拉丁文。
然而，在那个季节的重新装修带来乐观情绪之后，我们的生意却再次陷入困境，这一次没能再恢复过来。爸爸把所有的狐狸剥了皮，然后是水貂，换来少得可怜的钱，那时他白天拆毁牲口棚，下午五点钟到铸造厂去上晚班，半夜十二点左右才回家。
我一放学就回家给爸爸做午饭。我煎两块腌火腿，浇上很多番茄酱。我给他的保温瓶装满浓浓的红茶，还装进一个涂了果酱的麦麸松饼，或者厚厚的一块自制煎饼。星期六，有时候我做煎饼，有时候妈妈做，虽然她的烘焙技术越来越靠不住了。
有一件事正向我们袭来，比收入减少更加出人意料，更加具有毁灭性，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早期帕金森病，症状在妈妈四十多岁时出现。
开始情况还不太糟。她的眼睛只是偶尔几次恍惚地往上翻，由于口涎溢出而生出的唇边汗毛还不太明显。早晨她可以在别人帮助下穿上衣服，偶尔还能做些家务。在令人惊异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力气。
你可能觉得这过于糟糕了。生意不在了，妈妈也健康不再。在小说里这样是不行的。但奇怪的是我不记得那段时间不快乐。家里并没有被特别绝望的情绪环绕。也许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妈妈的身体状况不会好转，只会恶化。
……
有时候妈妈会和我聊天，聊的大多数是她年轻时的事。那时我很少反对她看待事物的方式。
有好几次，她对我说起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叫内特菲尔德太太的疯老女人。内特菲尔德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打电话订购食品杂货，请人送货上门。妈妈说，有一天杂货商忘了把黄油放进去，或者她忘了订，就在送货的小伙子打开卡车后面的门时，她发现了这个疏漏，变得很生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有所准备。她随身带着斧子，于是把斧子举起来，像是要惩戒那个小伙子，尽管，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他跑到驾驶座上，连车后面的门都没关就开走了。
这个故事里有些东西让人不解，尽管当时我没去想，妈妈也没去想。那个老太太怎么可能确定在那一堆食品杂货里没有黄油呢？在她不知道会发现错误之前为什么要带着斧子？她一直都带着斧子，以防任何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吗？
据说内特菲尔德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真正的淑女。
还有一个关于内特菲尔德太太的故事，这个故事更有趣，因为我也在故事里面，而且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附近。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婴儿车被放在一小块新草坪上，我在里面睡觉。那天下午爸爸不在家——也许在老农场帮他爸爸的忙，他有时候会这么做，妈妈正在水池边洗衣服。为了庆祝第一个孩子出生，有一大堆针织品、丝带之类需要在软水里小心翼翼手洗的衣物。她在水池里洗衣服并拧干的时候，面前没有窗户。要看到外面，必须穿过房间，走到朝北的窗前。从那里可以看到信箱和房子之间的车道。
为什么妈妈决定放下正在清洗和拧干的东西去看车道？她没在等什么人。也不是爸爸回来得迟了。也许她是让他去杂货店买东西，买她做晚饭需要用的东西，她在想他会不会及时回来，好让她能用上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她做饭相当讲究——实际上，过于讲究了，她的婆婆和爸爸家里的其他女人都认为没有必要。看看花销吧，她们会这么说。
对妈妈做饭方式的疑虑并不是她和爸爸家人之间的唯一问题。他们一定也对她的衣服颇有微词。我想起来她常常在午后穿上连衣裙，即便只是在水池边洗一下衣服。午饭后她会睡半个小时，起来后总是换一件不同的裙子穿。后来我看照片，觉得那个年代流行的东西并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任何人。裙子没有型，波波头也不适合她丰满柔和的脸型。但这不会是爸爸那些住得很近、可以看到她的一举一动的女性亲戚反感她的原因。她的过错在于她的样子不符合她的身份。她看上去不像是在农场长大的，或者不像打算待在农场的样子。
她没有看见爸爸的车从小路上开过来。她看见的是那个老太太，内特菲尔德太太。内特菲尔德太太一定是从自己的房子走过来的。
此前妈妈一定见过她很多次。也许她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也可能说过。妈妈也许刻意强调过这一点，即使爸爸告诉她没必要。这么做甚至可能会招来麻烦，这大概是他会说的话。妈妈同情像内特菲尔德太太这样的人，只要他们是正派人。
但是那时她想的不是表示友好或为人正派。那时她急忙从厨房跑出去，一把把我从婴儿车里抱出来。婴儿车和毯子被丢在原地，她跑回家里，试图从里面锁上厨房门。她不必担心前门，前门总是锁着的。
但是厨房门有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门从来没有真正的锁。我们只是习惯晚上用一把餐椅抵住门，把椅背卡在门把手下面，这样如果有人推门进来，就会弄出很大的声响。在我看来，这种保障安全的方式过于随意，和爸爸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支左轮手枪的做法也不相符。他得经常射杀马，因此，很自然，家里还有一支来复枪和几把猎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
妈妈把门把手楔牢之后有没有想到武器？她这一生是否拿起过一支枪，或给子弹上过膛？
她是否想过那个老太太也许只是来探望邻居？我想没有。她走路的样子一定有所不同，一定表现出某种果断的决心，那不是沿路过来拜访的客人应有的样子，她沿我们门前的小路走过来不是来做友好的拜访的。
可能妈妈祈祷了，但她从没提到这一点。
她知道婴儿车里的毯子被翻找过，因为，就在她把厨房门上的百叶窗帘拉下来之前，她看见一条毯子被扔到地上了。在那之后，她再没有试图去拉下哪扇窗户的百叶窗帘，而是抱着我站在一个不会被看见的死角里。
没有礼貌的敲门声。但是椅子也没有被推动。没有砰砰声或嘎嘎声。妈妈躲在升降架旁边，心里怀有一线希望，希望那刻的安静意味着老太太改变主意，回家去了。
但不是这样。她正在绕着房子走，不慌不忙，每经过一楼的一扇窗户就停住脚步。当然，正值夏天，遮挡风雪的护窗没有关上。她可以把脸贴在每一块窗玻璃上。因为天气很好，所有百叶窗帘都被拉到最高。那个老太太个子不是很高，但她不用踮起脚就可以看见里面。
妈妈怎么知道这些？似乎她并没有抱着我跑来跑去，在一件又一件家具后面寻找掩护，心里怕得要命的同时，向外面窥视，撞见那双瞪大的眼睛，也许还有咧着嘴的怪笑。
她一直待在升降架旁边。她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还有地窖。那里的窗户非常小，任何人都没法从窗子爬进去。但是地窖门没有门闩。如果那个女人最后真的闯进房子，沿地窖的台阶下来，那么被困在黑暗的地窖里一定更加可怕。
还有楼上的房间，但是要上楼去，妈妈必须穿过那个大餐厅——将来我会在那个房间里挨打，但变成封闭式楼梯后，房间里面的恶意也随之消失了。
幼年时的门罗
我不记得妈妈第一次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但似乎较早的几个版本只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妈妈躲在家里，内特菲尔德太太把脸和手紧贴在窗玻璃上。后来的版本说到往里看。耐心告罄，或者说愤怒占据上风，于是响起了嘎嘎声和砰砰声。没有提到叫喊声。老太太也许没有力气叫喊。或者也许在耗尽体力之后她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
不管怎么样，她放弃了；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查看过所有的门窗之后，她离开了。妈妈终于鼓足勇气在一片寂静之中观望四周，确定内特菲尔德太太去了别的地方。
然而，爸爸回家之前，她一直没有把椅子从门把手下面挪开。我并非要暗示妈妈经常说起这件事。这不在我逐渐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兴趣的事情之列。她如何勉强上到了中学。她在艾伯塔教书的那所学校，孩子们骑着马来上学。她在师范学校的朋友，幼稚的恶作剧。
我总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尽管，在她的声音变粗之后，其他人往往听不出来。我是她的翻译，有时候我非常痛苦，因为不得不重复那些繁复的表达或者她认为有趣的话，我看得出，那些停下脚步跟她聊天的友善的人巴不得马上离开。
我从未被要求去谈那个她称之为“内特菲尔德太太的探望”的事件。但是这件事我一定知道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某次我问她是否知道那位老太太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带她离开了，”她说，“哦，我想是这样。她没有被丢在那里自生自灭。”
我结婚之后搬到了温哥华，但依然收取我长大的那座小镇的周报。我想某个人，也许是爸爸和他的继任太太，为我订了这份报纸。通常我几乎不看，但有一次，我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内特菲尔德这个名字。这显然是一个女人的婚前姓，名字的主人现在不住在镇上，而是住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她给报纸写了一封信。她和我一样，仍然是家乡报纸的订户。她写了一首诗，关于在家乡度过的童年。
我知道一座长满青草的山坡
清澈的小河从坡下流过
那里充满宁静和快乐
在我的记忆里荡漾着微波——
这首诗有好几节，我读下去的时候逐渐明白，她说的就是同一片我曾以为归属于我的河滩。
“随信附上的诗行根据我记忆中的那座山坡写成，”她写道，“如果能在历史悠久的贵报刊登，我非常感激。”
阳光洒在河面上
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
就在河的对岸
快乐的花儿竞相开放——
那是我们的河岸。我的河岸。另一节写的是一片枫树，但我相信她记错了，那些是榆树，因为得了荷兰榆树病，现在全都死了。
信中其余的内容让前因后果更清楚了。这个女人说她的父亲——他姓内特菲尔德——于一八八三年在后来被称为“下镇” 的地方从政府手里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在梅特兰河边。
岸边开满鸢尾花的小溪
被枫树林的绿荫遮蔽
流水滋润的原野上
一群群白鹅在觅食嬉戏
她没有提及——换作我也会这样——泉水变得浑浊，岸边被马蹄踏乱。当然也没有提到粪便。
实际上，我也作过几首诗，和她的诗差不多，但现在找不见了，抑或从未被写下来过。赞美大自然的诗行不太容易收尾。我写那些诗的日子，大约就是我对妈妈极度排斥，而爸爸正狠狠打掉我的刻薄的时期。或者说揍扁我，当时人们会如此满不在乎地形容。
这个女人说她出生于一八七六年。结婚前她一直住在父亲家里，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青春。那座房子在小镇的尽头，是空旷的田野开始的地方。从房子里可以看到夕阳。
那是我们的房子。
有没有可能妈妈从来不知道这一点，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房子是内特菲尔德一家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个老太太是在透过窗户看她自己过去的家？
有这个可能。我年纪大了之后，开始有兴趣费神翻阅档案记录，不顾枯燥地考据一些事情，我发现在内特菲尔德家卖掉房子之后，我父母搬进去之前，有好几户人家拥有过那座房子。你也许好奇为什么那个老太太还可以活很多年，却把房子卖了。她是否成了寡妇，手头拮据？谁知道呢？是谁来把她带走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也许是她的女儿，那个住在俄勒冈的写诗的女人。也许她在婴儿车里寻找的正是那个已经长大的、离家很远的女儿。就在妈妈说她不顾一切拼命把我抱起来之后。
在我成年后有一段时间住得离那个女儿并不太远。我本可以写信给她，或者去拜访她，如果我当时没有为自己刚刚组建的家庭和总是令人不满的写作忙碌的话。但那时我真正想要说话的对象是妈妈，而她已经不在了。
妈妈最后一次发病时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我当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温哥华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们。我们难以负担旅费，而且我丈夫鄙视仪式。但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呢？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