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几乎为原文摘录，简略摘录了书中结论性及推断性的观念）

本书探讨的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借助对优绩的思考，论述优绩主义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关于优绩的讨论，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这些分歧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有什么态度。”

优绩主义其实本来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最终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理想。

这种看待成功的方式让人很难相信“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看待成功，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而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

这种录取模式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公正模式，申请人是否被录取应取决于自己的成绩，而不是父母的钱。

金钱不仅悬停在“后门”门口，也盘旋在“前门”之上。SAT分数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学生的家庭越富裕，他可能得到的分数就越高。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

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

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顶层的人愿意相信自己的成功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

那些靠努力和天赋在竞争激烈的优绩至上社会中获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所亏欠，这种亏欠给竞争遮蔽了。随着优绩至上原则的强化，奋斗如此吸引我们，以至于这种亏欠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全球化让顶层人士受益，但让普通公民感到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

思考应该从此开始：认识到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

全球化的实施在两个方面助长了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一是构想公共利益的技术官僚方式，二是用优绩至上的方式界定赢家和输家。

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

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模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还贬低了国家身份和政治忠诚的价值。

对那些对优绩的暴政感到愤恨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

论及优绩主义的诞生：

奖励努力、主动性和才能的经济体系，可能比无视贡献大小而给每个人相同报酬，或者根据喜好分配社会地位的经济体系更有生产力。

优绩至上的社会在两方面都令人向往：一方面与强大的自由观契合，另一方面也给予人们他们因为自身努力而应得的东西。

但优绩至上原则可能会发生转变，走向暴虐。

优绩至上理想的阴暗面植根于其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

历史早期，关于优绩最重要的辩论不是关于收入和工作，而是涉及上帝的恩典：优绩究竟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还是上天将其作为礼物赐予我们的？

优绩至上思维的起源，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道德世界的法则是“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必致苦难”。

这种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

（论及优绩主义占据社会主流话语权前的思维方式）创造世界不只是为了人类，与以人类为中心的图景相比，宇宙更为广阔，上帝行事的方式也更加神秘而不可揣度。对上帝恩典的谦卑将让位于对自我努力的骄傲。

马丁·路德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并将其拓展为更广泛的观点：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会受任何试图取悦上帝的行为影响，无论是善行还是举行仪式。

对我们来说，关于自我作为的辩论本质上是针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问题：成功者究竟是自己赢得成功的，并因此理应获得这份成功，还是说他们的成就只是出于我们无从控制的外在因素？

随着对上帝信仰的消退，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信心逐渐增强。我们越认为自己可以自我实现、自给自足，就越没理由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愧疚或感恩。

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理念让成功者变得傲慢，而让失败者感到屈辱。这反映了残存的天命论信念，而这种信念其实长存于世俗社会的道德话语中。

马克斯·韦伯观察到：“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

成功者并不把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仍认为这份成功反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美德，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这些。

天命论强调生活中人们无法理解和掌握的维度，它认为世间人们的所作所为和回报并不一定要匹配，它允许神秘、悲剧和谦卑存在。

相比之下，自我掌控的伦理认为“人类的选择才是精神世界的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上帝，而是重塑了上帝在天命论中扮演的角色。

这种道德观带来了“从恩典之约到路德所批判的奋斗之约”的转变。

更敏锐地认识到运气和命运是多么难以预测，“可能会促使幸运的人想象自己不幸的样子，从而克服优绩至上主义的傲慢，并促使他们承认人们得到自己所应得的这种事是多么偶然、多么难以预测”。

“blessed”（受上帝祝福）这个词语其实模糊了恩赐和回报之间的界限。

从神学角度来说，成功神学认为救赎是我们自己获得的成就；从世俗角度来说，成功神学给人们充足的信心，让人们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拥有足够的信念，他们就能获得健康和财富。

以健康为例，还有什么能比相信健康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可以凭借祈祷治愈疾病，能够凭借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对上帝的热爱避免疾病更有力量呢？但是这种对积极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当疾病来临时，这不仅是一种不幸，更是对我们美德有亏的批判，死亡甚至可谓雪上加霜。

如果生活富足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那么遭受苦难就是罪恶的象征。

这其实是一些伦理价值观的共同特征，这些伦理统统认为人类自由就是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意志，并且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责。

比起主张富裕意味着道德上的优越，平等自由主义者更强调财富的偶然性。

在道德和神学上，国际层面的天命论和国内的优绩至上主义要么同存，要么俱亡。

在历史真正形成之前就宣称自己和它站在一边，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对事情如何发展加以预测其实非常棘手。

其次，即使可以预见历史的进程，也无法为道德判断提供任何依据。

坚信自己的事业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人可能会回答说他们指的是更长远的历史，但这种说法依赖于进一步的假设：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即便步履蹒跚，历史也终会走向正义。这一假设揭露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种论调下隐含的天命论思想。

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我们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

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尽管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他们的道德直觉中深深地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

向优绩至上的转变一方面显示了英才统治冷酷的一面，其冷酷性体现在对个人责任的严格要求上，这种要求伴随着对福利制度的控制和把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的努力。

“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这句话发人深省，一开始是慷慨的比喻：“那些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需要帮助的人有权要求社群的帮助。但是，就像所有的责任归属一样，这一条件也有冷酷的一面。如果说环境的受害者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可以说与自己的不幸有关系的人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像里根一样，含蓄地区分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那些由于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挣扎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援助，那些对自己的不幸负有责任的人则可能不应得到援助。

责任的言辞和阶层跃升的话语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指向自力更生和自我创造的理想。

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一直在谈论责任，通常指的是公民对国家和同胞的义务。正如亚沙·芒克所指出的，责任现在指的是“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得承担后果”。福利国家少了“责任缓冲”，而多了“责任跟踪”。把福利资格限制在那些因运气不好而不是不良行为而陷入困境的人身上就是例子，这是想要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来对待他们。

这就是阶层跃升话语和优绩至上伦理之间的联系：如果机会是真正平等的，那么不仅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而实现提升，而且他们的成功将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将得到他们应得到的回报。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粹主义反弹的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感觉，即那些站在优绩至上等级制度之上的人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成就不如自己的人。

几十年来，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们吟诵着这样一句咒语：那些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他们没有注意到，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在努力取得了些许成功之后，他们接受了市场对自己的严厉裁决，并在道德和心理上投入其中。

优绩至上论的暴政不仅仅来自阶层跃升的话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态度和环境，这些态度和环境加在一起，让优绩至上变得“有毒”。首先，在不平等现象猖獗和流动性停滞的情况下，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以及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这些说法削弱了团结，并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士气低落。其次，坚持认为大学文凭是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造成了文凭主义偏见，损害了工作的尊严，贬低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最后，坚持认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好由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来解决，这是技术官僚的自负，腐蚀了民主，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

这种空洞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不满：一种是当制度未能兑现优绩至上的承诺时，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进步，就会产生挫折感；另一种是人们相信优绩至上的承诺已经实现，而他们失败了，这让人感到绝望。这种不满更令人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对那些被甩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失败是自己的错。

但是优绩至上原则总是会过度延伸。它开始是一种理想，随后就滑入对事情就是如此的主张。

精英的傲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

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

但到2018年，文凭主义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判断基础，文凭主义成为通用的可信度说辞，被部署在远远超出校园大门的道德和政治斗争中。

近几十年来，随着优绩至上的思维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占统治地位的评价对比已经变成smart（聪明）对dumb（愚蠢）。

精英们似乎不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明智政策”具有党派性质，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不断谈论“聪明与愚蠢”所表达的傲慢态度。

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失宠（没有被消除，但已名声败坏）的时候，文凭主义是最后一个可接受的偏见。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瞧不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的偏见更容易得到支持，或者至少更容易得到承认。

这项研究挑战了人们熟悉的观念，即受过教育的精英在道德上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开明，因此也更宽容。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偏见并不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少，只是“（他们）抱持偏见的对象是不同的”。

精英们对自己的偏见并不感到尴尬。他们可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自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消极态度却毫无歉意。

精英对自己瞧不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与强调个人责任的优绩至上原则有关。

再次，这种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负面判断并非精英独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自己也有同感。这表明，优绩至上的成就观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对那些没上大学的人来说，优绩至上的成就观会让人意志消沉。

他们甚至似乎内化了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判断。

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

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比那些资历较浅的同胞更善于治理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源于优绩至上的傲慢的神话。

选举研究发现，教育而不是收入，能最准确地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

当今无情的文凭主义把工人阶级选民推向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并加深了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

阶层跃升话语一门心思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至少要对此承担部分责任。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这样就贬低了那些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把大多数劳动人民排除在代议制政府之外，并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抵制。

如果缺乏信息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对事实有更充分了解的人代表他们的同胞做出决定，或者至少启发他们，告诉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做出他们自己的明智决定。（按照这一假设，）总统的领导力就更多的是搜集事实的准确信息并传播信息，而不是道德说服。

技术官僚政治方法的缺陷之一是，把决策权置于精英手中，从而削弱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它的另一个缺陷是放弃了政治说服。激励人们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节约能源或注意体重或遵守道德商业惯例——不仅替代了强迫人们做这些事，也替代了说服人们做这些事。

技术官僚立场的吸引力和弱点都在于其看似没有摩擦的价值中立。

与贵族特权不同，优绩至上社会的成功带来了（经历奋斗）赢得一席之地的成就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英才统治社会下致富也比在贵族统治下做富人更好。 出于类似的原因，在英才统治的社会，贫穷会让人意志消沉。

一个允许人们向上流动并赞赏向上流动的社会，会对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做出冷酷的评判。

旧秩序缓和了上层阶级的自得，阻止了工人阶级把其从属地位视为个人的失败。

迈克尔·扬认为，对自己地位的道德任意性保持头脑清醒有某种好处：这让赢家和输家都不必认为他们的命运是自己导致的。

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群体的一些成员……如此铭记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失去了对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同情。”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

为了探讨这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从道德和政治工程角度研究对精英政治的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关乎公正，另一种关乎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第一种反对意见怀疑，即使是完全实现了英才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作和薪酬完美反映了人们的努力和才能），也不会是公正的社会。第二种反对意见担心，即使英才统治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好社会。英才统治会让赢家产生傲慢和焦虑，让输家产生羞辱感和怨恨——这些态度会腐蚀公共利益，与人类的繁荣格格不入。

优绩至上主义并不认为贫富差距被拉大有什么错，它只是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应该能够根据他们的作为来交换位置——他们的努力和天分决定各自的成败。

优绩至上主义没有说梯子上的横档应该相距多远，优绩至上的理想并不是要补救不平等——这一理想恰恰给不平等做了辩护。

如果我们的才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不管来自“基因彩票”还是来自上帝，那么认为我们理应得到这些才能所带来的好处就并不恰当，实际上是过于自负的。

成功孕育着成功，那些缺乏社会奖励的人才可能会发现很难获得奋斗的动力。

自然禀赋及其带来的优势让优绩至上信仰感到尴尬，这方面的事实对仅凭努力就能获得赞扬和奖赏的信念提出了疑问。面对这种尴尬，我们夸大了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

在自由社会里，我的收入和财富反映我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供需的偶然性决定的，与我的优绩或美德无关，也与我所做贡献的道德重要性无关。

他反对人们赚的钱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一观念。

哈耶克观察到，一个人拥有社会奖励的才能，这并不是他做到的，而是道德上偶然的，是一种好运。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分和后天获得的才能显然对社会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在拥有这些天分上是否有任何功劳。无论一个人拥有的天分是非常普通的还是极其罕见的，他都很难改变自己的特殊才能。善良的内心或甜美的声音，漂亮的脸蛋或灵巧的双手，机敏的头脑或迷人的性格，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努力无关，也与个人拥有的机会或经验无关。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个人的能力或服务对我们具有的价值，以及他因此得到的报酬，与可以被我们称为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应基于人们的优绩或道德应得性。

天分的差异就像阶级的差异一样，在道德上是有任意性的。

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并不寻求奖赏优绩或美德。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对什么优绩是卓越的或有道德的，人们的看法不一，因为这些判断取决于对美好生活方式的有争议的观念。从罗尔斯的观点来看，把公正原则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会破坏自由，这样会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从而不尊重每个人选择和追求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看法的权利。

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高收入是优绩的证明，低收入则是成就贫乏的证明，人们普遍认为职位和报酬与所作所为相称……对那些不成功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可能比坦率承认优绩和成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更令人难以忍受。”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货币是大多数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货币是大多数事物的衡量标准。

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价值可能是他的市场价值以外的东西。

奈特所指出的，满足市场需求并不一定就是对社会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就多元社会中的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美好生活观来说，那些巩固了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特定观念的公正原则不会是中立的。

就多元社会中的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美好生活观来说，

就多元社会中的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美好生活观来说，那些巩固了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特定观念的公正原则不会是中立的。这样的原则会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未能尊重每个人选择和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社会尊重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些享有经济和教育优势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下获得了这些优势。

运气平等主义把国家置于审问贫困公民的位置，以确定穷人是否可以通过做出更好的选择来避免贫困。

而在运气平等主义者这里，同样的规范借助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登场。

尽管爱因斯坦等天才或莫扎特等艺术大师的成就可能确实是天分的结果，但认为这种超凡的天分是把对冲基金经理与高中教师区分开的原因是荒谬的。

大多数收入差异是“由于社会在开发某些人的才能方面投入的资金远远多于其他人，而且每个工人可支配的资本数量非常不平等。生产力主要依赖于工作角色，而不是个人”。

下层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在道德上处于如此无所遮蔽的境地。”

如果精英们相信，正如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得到鼓励去相信的那样，他们的进步来自他们自己的突出才能，他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

优绩至上社会隐含的对人的羞辱。

他们对那些没有分享全球化红利的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完全忽略了社会上的怨恨情绪。

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

克服优绩至上的暴政并不意味着优绩不应该在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发挥作用。

相反，这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质疑精英的自命不凡，质疑那些处于顶端的人是完全靠自己取得成功的。这意味着挑战财富和尊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以优绩至上的名义得到捍卫，却助长了怨恨，毒化了政治，并让我们分裂。这种反思应该集中在生活的两个领域——教育领域和工作领域，优绩至上的成功观念在这两个领域最为关键。

优绩的暴政是如何损害工作的尊严

全社会面对成功的态度侵蚀了民主所需要的共性。

流动并不是不平等的对立面；相反，社会流动让因才能而不是出身而产生的不平等正当化。其次，颂扬和奖赏“最好的天才”的制度，很容易把其他人贬低为“垃圾”，不管这种贬低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

他追求的是流动性更高的社会，而不是更平等的社会。重要的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而是确保人们在经济等级中的位置从一代传承到另一代时，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上升，另一些人基于父辈的地位下降。“

事实证明，SAT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教育背景来衡量学术才能或天生的智力。

更重要的是，优绩至上时代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相反，高等教育强化了享有特权的父母赋予子女的优势。

但这种继承特权的贵族统治已经让位于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阶层，他们现在享有的特权和地位与他们所取代的精英阶层一样根深蒂固。

尽管在性别、种族和民族方面更具包容性，但这种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并没有创造不断流动的社会。相反，今天有文凭的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找到把特权传给他们的孩子的办法，不是靠给子女留下大庄园的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拥有在优绩至上社会中能够成功的优势。

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一座大楼里的电梯，大多数人都是从顶层进入的。

在实践中，大多数高校做得更多的是巩固特权，而不是扩大机会。

尽管高等教育提高社会流动机会的愿景被各种意识形态的政客援引，但这种愿景明显不符合许多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但仍然渴望拥有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人。这是合理的渴望，优绩至上社会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带来危险。

高校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即依据才能来对人们做出分类，以决定谁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把人分类，与依靠才能赚多少及应该得到什么的判断紧密相关。谁的才华和成就更值得尊崇和认可，都是不可避免的公共判断。

随着教育越来越有效地把聪明的年轻人拉到顶端，对于每个相关的人，这都变成了越来越艰难的筛选过程……对有能力的年轻人来说，学校是机会的黄金大道。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是能力较弱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局限性的舞台。”

如果社会根据人们的天赋，有效而公平地对他们进行分类，那么失败者会知道他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苦药。”

上大学已经达到决定人生是否成功的程度，“今天，在世人的眼中，上大学实际上已成为取得更高成就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我们创造的虚假价值框架中，上大学成了通往有意义生活的唯一通行证。”

成就不应与人的价值混为一谈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公众心目中，大学教育与个人进步、社会地位上升、市场价值和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必须上大学才能得到尊重和信任，那么完全一致的意见就让这一原则成了现实。

大学录取变成了一场赢家通吃的竞争。

录取难度高的大学之所以变得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名校站在了新兴的精英等级制度的顶端。

这对获胜者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新的优绩至上原则产生的精英是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自己的位置的。

但对于那些在入学奋斗中处于高度竞争状态的人，除了个人努力和成就，不可能把成功看作其他任何东西。这是一种立场，分类机制让胜利者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凭努力获得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精英遴选的奋斗对年轻人施加的严格要求是对灵魂的摧残。

人们变得“对孩子的成功如此着迷，以至于养育子女已经变成产品开发、管理。

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为直升机式育儿的兴起做出了经济学上的解释，他们把“直升机式育儿”界定为“在过去30年里变得普遍的高度参与、时间密集、全程控制的育儿方法”。他们认为，这样的养育方式是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增加的理性回应。

是什么导致了富裕家庭的年轻人遭受过度的情绪困扰？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与优绩至上竞争的逼迫——马上执行、取得成绩、追求成功的无情压力——有关。卢瑟写道：“对于孩子和父母，几乎不可能忽视从他们早年开始就无处不在的信息：通往终极幸福——拥有金钱——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条路就始于进入名牌大学。”

跳钢圈的习惯很难改掉。许多人仍然觉得自己很有动力去奋斗，结果他们发现很难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地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

隐秘的完美主义流行病。”多年来的焦虑奋斗让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脆弱，为成绩所左右，容易受到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严格评判。

完美自我的理想尽管是非理性的，却已经变成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必要的东西。”

比拼文化的兴起，说明了大学教育正在转变为一种为培养具有竞争力的精英而进行的基础培训，变成了“自我包装”和申请职位的教育。

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修复特权阶层受损的心理，也是为了修复精英分类所产生的两极分化的公民生活。

始终不渝的优绩至上信念，即我们作为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如果我们成功了，那要归功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只能怪自己。

学生们追求完美、填塞简历的经历已经成为扼杀灵魂的梦魇。

重点一直放在资助高等教育上。这似乎基于每个人都需要上大学的假设。”

尽管四年制大学文凭极具吸引力，但优绩至上信念坚持认为这样的学历是通往成功的大门，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导致我们无法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教育需求。

修复分类机器造成的损坏，不仅需要增加就业培训的资金，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

学习成为水管工、电工或牙科保健员，也应该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宝贵贡献，而不是对那些SAT分数不够或经济能力不足而无法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人发放的安慰奖。

我们今天的一流高校更擅长灌输技术官僚化的技能和导向，而不是推理和思考基本道德和公民问题的能力。

拉什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19世纪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特征与其说是社会流动性，不如说是智力和学习在所有阶层和职业中的普遍传播。

精英分类想要把智力和学习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堡垒中，并保证开展公平竞争让人进入堡垒。

或早或晚，成功人士都会断言，并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劳，而那些失败的人不如他们有价值。

我们竞争激烈，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尽管全球化时代给那些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大多数普通工人看来，全球化并未带来任何好处。

经济上的困难并不是他们痛苦的唯一来源。优绩至上时代还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为隐蔽的伤害：优绩制正在损害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

这台机器会告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那些拿着高薪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做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因此不值得社会认可和尊重。

这台机器让市场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奖励，而把给予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微薄工资正当化了。

工作既是经济来源，也包含文化属性。工作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源泉。

这批们变得如此愤怒与怨恨的原因。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不仅仅是在其他人收获颇丰的时候还在苦苦挣扎，同时，他们还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再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尊重的源泉。

‘绝望而死’反映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白人正逐渐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

即“在一个如此看重优绩的社会中，给评判为一无是处就会处境艰难。从来没有哪个下层阶级像这样在道德评价上被置于如此赤身裸体、无所遮蔽的境地”。

这个工作世界不会给予那些被筛选掉的人丝毫尊严。

这种焦虑演变成了公开的种族主义。但是，把工薪阶层白人的愤怒仅仅看作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安慰、自我麻痹，这很危险。”

你在你自己的土地上是个陌生人。你无法从别人对你的看法中认出你自己。这是一场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尊重的斗争。而要感到被尊重，你就必须感觉到自己在向前迈进，也要感到他人看到你在向前迈进。但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而是出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你其实正在倒退。

失业的痛苦不仅仅在于失业者没有收入，还在于他们被剥夺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机会。

在实践中，我们两者都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用我们的金钱得到最大的收益，尽可能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无论这些产品和服务是由低薪的海外工人还是高薪的美国工人制造的。作为生产者，我们想要令人满意且报酬丰厚的工作。

只有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而赢得认可。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源自身份认可的危机。只有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而赢得认可。

如果公共利益仅仅是满足消费者偏好的问题，那么市场工资就是衡量谁贡献了多少的恰当标准。依靠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那些赚钱最多的人大概已经为公共利益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

从公民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并非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因为正是作为生产者，我们才能够提高和锻炼自身能力去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同胞的需求，并赢得社会尊严。正如经济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奈特指出的（见第5章），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相反，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取决于我们努力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角度的重要性。

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有效满足需求的体制，还是获得认可的体制。

黑格尔和涂尔干不认为工作主要是达到消费目的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作是社会融合的活动，是认同的舞台，是履行义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方式。

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似乎是经济政策中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目标。如果以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尽管我们偏好不同，但是多总是比少好。

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如果这才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把消费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根本目的就是错误的。

对于那些担心工作不稳定、业务外包、不平等以及担心移民与机器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的人，统治精英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建议：去上大学，用知识武装自己，以便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如果你努力了，你就能成功。 这是一种适应全球化、英才统治、市场驱动时代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取悦了赢家，损害了输家。

一想到工资，大多数人就会同意，人们在这份或那份工作中赚的钱总是高于或低于他们所做工作的真正社会价值。

然而，在市场化社会中，我们很容易把赚的钱与对社会做的贡献混淆，这种倾向很难避免。

它反映了精英阶层希望世界的安排方式是让我们得到的与我们应得的达到一致。

在市场驱动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冲动，即想要把物质上的成功解释为道德应得性的标志。

金融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道德上和政治上。

是对成功和失败、荣誉和认可的态度，这些态度根植于我们对公共生活投资的方式。

认为当今经济中的主要索取者是那些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行业人士，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意外之财，却没有对实体经济做出贡献：

所有这些金融手段都没有让我们更加繁荣。相反，这些金融手段加剧了不平等，并且引发了更多的金融危机，危机每次发生都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金融对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了一种威胁。更多的金融活动不是在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而是在减缓经济增长。

真正的“生产者”是那些在实体经济中劳动以提供实用产品和服务的人，以及那些投资于生产性活动的人。

重塑工作的尊严要求我们面对经济安排背后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被近几十年来的技术官僚政治掩盖了。 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另一个是我们作为公民对彼此肩负什么义务。

如果没有归属感，不把自己看成互相亏欠的社会成员，我们就不能思考共同的目标。只有当我们依赖他人，并认识到自己的依赖性时，我们才有理由感谢他们为我们的集体福祉做出的贡献。这需要足够强的团体意识，让公民能说出来并相信“我们都在一起”——不是作为危机时期的仪式性咒语，而是作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可信

我们应该鄙视一种只有打出本垒打才能逃脱的种族不公正制度。机会均等是对不公正在道德上的必要纠正，但这是补救原则，而不是美好社会的恰当理想。

打破障碍是件好事。任何人都不应该因贫穷或偏见而退缩，但美好的社会不能仅仅以保证逃离不公为前提。

即使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比我们更强的社会，也需要找到办法，让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在原地蓬勃发展，并把自己视为共同事业的一员。

生活境况广泛平等，让那些没有获得巨额财富或显赫地位的人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在赢得社会尊重的工作中发展和发挥自己的能力，分享广泛传播的学习文化，并与他们的同胞商讨公共事务。

个人幸福不仅要求人们能够自由地上升到舒适和卓越的新地位，还要求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和有文化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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