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把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作为重要的战略部署去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我们已经把戈尔巴乔夫按排到了苏共的最高位置”。最后,美英成功地瓦解了苏联共产党,不费一枪一弹消灭了苏联这个国家。后又在东欧搞颜色革命,乌克兰今天的现状就是很好的例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放松对美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我国的警惕。近几十年,美国又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实施“奶嘴文化”战略,企图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正如毛主席所讲: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去占领。 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的确确是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安危的大事情!
因此,党中央曾一再发文要加强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足以说明思想教育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三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一线教学岗位,了解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也曾是基层党务工作者,有从事思政工作的经验。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探索讲出来,与大家共同研讨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有变好的地方,也有变差的地方。
(1)社会环境对人思想上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每学期结束时,班主任都要给每一个学生写思想品德评语。语文课里讲喇叭花喜欢下雨, “下吧,下吧,我要开花啦!” 还有, “大哥在边疆,……站在大海边,手握冲锋枪。……等我长大后,也要和大哥一个样!” 干什么?保卫祖国呀!街道的墙上有用白石灰写的大幅标语: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五十年代生人就是在这种十分亲切、自然的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记得有天晚上,教室里只有一盏煤油灯,老师让大家背诵乘法九九表,背不过不能离开教室。 小朋友们哭成一片,老师坐在教室门口,谁背过了谁先回去。说到哭,有天老师讲了一个旧社会穷人受苦难的事情,我们全班同学全都哭成了泪人。那时,班主任不就是思政工作者吗?还有,小时候常看电影如《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和《上甘岭》等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善良、正义、爱国的种子。学校设有教导处,但没有德育处。到了秋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帮生产队摘棉花。吃苦耐劳的思想品德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不是吗?
1966年“文革”开始后,人们的思想激进了,讲政治多了,喊口号多了。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建立起怎样的世界观呢?
说到这儿,我倒是想起外婆曾经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我外婆家与杨虎城将军为邻,两家关系很好。有一天,卫兵告诉杨虎城: “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婆婆要找你。” 杨虎城就到门口看。当他看见老太太后,噗通一下就跪下了,喊 “妈!” 我外婆当然上得起小学。她告诉我,当时有洋人给他们上课。每早上课开始时,老师说“Good morning!” 她们同学就一起喊 “洋怂!” 反正老外也不懂洋怂是啥意思。过去那种孝敬父母的社会风尚也在影响着一代代人。
事实上,社会环境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一度时期,社会上刮起了“一切向钱看”的妖风,崇洋、羡富、追星、啃老,还有思想观念上的诸如“学生就是我们的上帝”等一系列错误观念也无时不在腐蚀着我们的青少年。
(2)学校的思想工作形式大于内容。
在那特殊的年代, 我们的初、高中思想教育就免说了。1978年2月上大学后,不要说别人,我对政治问题就很有困惑感。所以,我们念大学时,对政治课不感兴趣,这是实话。
我先后在五所大学工作过,除授课任务外,还担任过基础部教学副主任及党总支宣传委员、专修学院执行院长及教务处长、党总支书记。大学从哪一年起设立辅导员岗位我不清楚,但在我的印象中,辅导员更多的是行政工作,就像前些天在文章《有人建议:如果我当校长,第一件事是把德育处撤了,你怎么看?》中所讲中小学德育处的重要职能是行政工作一样: “与政府部门对接是学校重要的工作职能,除了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还有文明办、妇联、科协、环保、关工委、帮困办等,因为青少年教育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工作多数都是由德育处来落实。” 在一所中学,德育处能设几个工作岗位?这几位老师是把精力用于上级各部门的工作对接, 还是去作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他们能做得过来吗?
再接着说辅导员的作用,肯定有积极作用。例如在2007年元旦后有一天上午,我们系的辅导员接到同学电话,说宿舍有一男生肚子疼的在地上打滾。后经过学校和教委领导协调,及时送医院救治,救回那位同学一条命。但如果没有辅导员,学生就不会给学校相关部门直接打电话求救吗?
多年来,辅导员的工作,大多数是执行学校学生处、团委下达的工作任务,他们的许多工作如评优、帮困及许多数据统计,完全可由学生班委会去完成。有的地方要求辅导员做到“三同”: 就是要辅导员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我不明白,这样怎么能培养出生活自理能力强、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大学生?
(3)思想工作方法简单,只有空洞的政治说教,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
先说从去年7月教育部叫停三十多年以来的各类校内外补习班这件事情。学生们从早晨起来学到半夜,那时学校是怎么给学生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仅仅在思想品德课上吗?你觉得给他们讲一堆大道理重要,还是念一所重点中学重要?你那个思想工作能说服你自己不?你认为班主任把语文课的重点放在放学后她家里讲这种做法,能帮助孩子们树立起什么样的世界观?
我在前几年的文章里曾经说过,在大一新生中,第一学期结束,在一个班级里就有四个人在高等数学考试中同时得零分,与此同时,班里也有拿满分的学生。你认为这与辅导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三同”的效果在哪里?学生的思想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还有诸如学校怕家长、老师怕学生的种种怪象,甚至还有“学生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等各种奇谈怪论,而且这些观点竟然是出自教育部门主管领导之口。
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懂得教育规律,自己又不能以身作则,指望这些人去把他所管辖的学校、部门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好,鬼才信!
(1)要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去进行思想教育。
虽然马克思主义有关于思想工作“灌输理论”之说,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还用灌输的方法去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除了搞政治理论研究人员写文章有用以外,是偷懒行为!
思想教育工作也一定要坚持我党的三大优良传统,要根据学生学习、生活的思想实际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空洞的政治说教只能白白浪费学生的学习时间,只能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
毛主席在建军初期开创了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工作方法,后来他又非常仔细地教大家做思想工作: “要从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我们就应该像毛主席说的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去进行思想教育。
人民作家柳青当年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教育方法去做群众工作的。看了话剧《柳青》后,在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时,我说: “柳青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从群众的切身感受、利益出发,来启发群众、帮助群众、教育群众。”这段话于2019年5月26日在央视13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
(2)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
要在全社会特别是在新闻媒体创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落实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帮助广大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仅靠学校显然实现不了。所以,“全社会办学” 不是全社会出钱就了事,而是全社会都要风清气正,建立起文明、守纪、友善、诚信的社会生活环境,去影响青少年。当然,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离不开一个重要环节:家庭教育。关于这一点,在本文中暂不展开讨论。
(3)思政工作者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思想工作者思想境界高不可攀、不食人烟火、不能有任何一点个人的私利存在,但我们可以要求做思想工作的人, 格局越大越好,思想素质越高越好,越愿意吃亏越好,业务能力越强越好。特别是主抓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如果自己做不到上述几点,最好改行干别的工作。否则,会对思想工作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从事思政工作的人员,应该具有发自内心的“爱生”与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勇于做出牺牲与奉献的精神,甘于吃亏,脚踏实地的做事,最好能再精通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样你再去做思想工作可能才更有说服力。“为人师表” 不应只是一个口号,而应落实在每一位思政工作者的实际行动之中。
(4)心理工作不能代替思想工作。
现在各类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 但如果想用心理工作代替思想工作,则是错误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题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以思想工作为主、心理工作为辅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试想,对于一个三观正确、积极学习和工作、勇于做出牺牲与奉献的人,你能想象他会整天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吗?他能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吗?
(5)思想工作要用心做,要提前做,要面对面。
2001年到2002年,我在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担任执行院长期间,一个比我个子高的男生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叫“大哥!”我立即批评道:“谁是你大哥?我跟你爸年龄一样大,以后不许这样称呼老师!” 近些年以来,学校流行的一句话是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我是这样看的:老师可以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但只能在心里,不能在嘴上。我们必须摆正教师的位置: 老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师生关系上两者绝对不是平等关系!否则,教师就失去了 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及尊严,有害于对学生的教育。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学生见了老师主动行礼,老师回礼的情景如果能重现于我们的校园该有多好?
在思想工作中,处理问题也应有灵活性,不要动不动就批评学生,让他们在成长过程慢慢地成熟起来。有一天,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一只孔雀飞到教室里,学生就主动给动物园送回去了。我表扬了同学们。另有一天,动物园保安前来告状:“你们学校有几个男生翻墙到动物园玩!”我对他说:“你们孔雀飞到我们教室里来玩,学生给你们送回去了,对不对?我们人翻墙过去看看动物有啥不行?” 当然这是玩笑话。事后,我还是告诉同学们不要再翻墙去动物园,那样做当然是错误的,不小心掉到了狮虎园还会有生命危险的。
经过多半年的学风教育与综合治理,2002年春,学校的学风有了明显的提高,打架斗殴的事没有了,违反纪律的人数减少了。省政府新闻办和档案局发文组稿《浙江新纪录》,并把我校确定为34所“浙江省民办高校中唯一的素质教育基地”。
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任系直属党支部书记。因为数学系起初只设一个应用数学专业,是最小的院系,只有一个班的学生,所以学校没有给我配专管学生的副书记,只有一位辅导员,也没有设立班主任岗位。这样一来,我也兼做学生工作。
我系的学风一直名列全校院系的前茅,有据可查。数学系总是超额完成每年学校下达的献血任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数学系在全校是第一个捐款到位并且捐款最多的系部。平常大家彼此彼此,只有在突发事件面前通过看一个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才能看出他的人品与素质。
在我主抓学生工作的九年中,我系学生从未发生让学校领导头疼、家长来学校闹事的事情。相反,兄弟院系因学生受处分家长到学校闹事,而我系学生受处分后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把孩子没教好!”我赶紧回话“是我没把学生带好!”
我认为,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防患于未然。所以, 我的思想工作方法是:把提前教育作为思想工作的重点,辅之以事后批评。这就好比大家常说的“平时多出汗,战时少流血。” 如果把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在前边,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就会少犯错误。我们的学生管理工作就相对轻松。
新生报到时,我去宿舍查看。有三位家长在宿舍叠床、扫地,三个大小伙子在走廊双手交叉在胸前聊天。我立即问家长:“是你儿子来念大学还是你们来念大学?你们这样做,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独立生活?”家长赶紧给我说“对不起,我们以后不这样做了!”
接新生的同学告诉我,有一女生在宿舍里哭。我立即去看情况,原来她嫌自己被分配到旧宿舍楼。我就解释,因为学校新宿舍少,新生住一年后必须搬到旧宿舍去,你们现在一步到位,也省去了明年的麻烦。她爸爸也劝她,最后她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再后来,该生表现优秀,入了党也考上了研究生。
每届新生九月入学当天晚上开始,我都要在教室里给学生做思想教育。我首先告诉学生要注意 “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政治安全、交友安全”:
“都是独生子女,四年后我能把你们完整地交给你们家长是我的工作的底线。过马路先停下来看信号灯,当红灯变绿后也别着急走,再看看有没有想闯红灯的车过来,你撞不过他!然后再通行。”
“在宿舍把自己的钱包锁好,别丢了东西赖这赖那,影响同学之间的团结。” 我孩子上高中时我就说过:丢了东西,活该!别赖其他同学。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学校,一定要听党组织和团委、学生处的话,不能相信社会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话,确保在政治上与上级党组织的保持一致。”
“不要在校外随便结交朋友,有学生在社会上结交无业青年而走上歧途的事例。”
每届学生入学前两周我夫人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给我做饭,我六点就要到学生宿舍楼下给他们做20分钟的入学教育。我告诉学生数学专业的学习特点,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学习。我要求同学们不要睡懒觉,每天早早起来先洗漱完毕,不要与其他班的同学争洗脸位、抢上厕所,要时时处处心里有他人的利益,把方便留给别人。我把自己的六次献血证给大家看,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献血活动。
在每年暑假的学生军训期间,我都是全天跟学生在一起。队列训练休息期间,我就教学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讲解纪律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地说,从早到晚汗水湿透了多少次身上的衣服。其他老师没开学在家休息,我头顶烈日带学生军训,吃亏吧?也算。但我从另一方面看这个问题:身体得到了锻炼,不好吗?
有一天晚上我去学校,发现一位二年级的学生干部给一年级新生“训话”持续了四十多分钟。第二天,我把这个学生干部叫到办公室好好地批评了一顿:“你有什么资格给同学们训话?你们同学之间是地位平等的关系,不是师生关系。以后不许这样训斥低年级同学。”
有一次因学风问题班干部来系里给我汇报情况。班长说最近班级纪律很好!我是因为听到任课老师告诉我他们班最近有一些男生上课总是迟到才问他们情况的。一位女班委说:“最近学风不好,迟到的人较多!”就因为她敢讲真话,日后成为了她入党的重要因素。
有一天,学生处长问我,“李老师,我们想安排你系辅导员出去进修,行不行?” 我当即同意。辅导员走后,我就身兼五职:书记,专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我每周有二十多节课)。与中学德育处一样,每一个职位都对应于上级部门的一条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学生工作呢?
我觉得, 凡是与学生相关的工作,原则上都应由学生自己去完成,这样既可减轻学校机构设置与人力资源的负担,又可锻炼学生的管理能力。我把班干部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每周一中午12点整,请到我办公室汇报上一周的学风情况。如果你们班被学校批评,立即换班长。对于学校下达的帮困及评优任务,我告诉班干部,必须公开、公平地进行评选,然后向我汇报。在我没有辅导员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系的学生工作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回想我们七七级上大学时,没有班主任和辅导员,所有事情都是由班党支部、团支部和班委会组织大家完成的。毕业后,有的同学当了中学、技校校长,有些同学走上了高校中层领导岗位。
作为教师,以身作则,身教的确胜于言传。在学校开展献血工作前,我先去移动献血车上献血。我希望同学们向战场上为战士献血后仍坚持战斗的英雄们学习。所以,在我们数学系完成学校下达的献血任务后,第二天上课时,没有一个献过血的同学缺课!
课堂教学也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好阵地。2019年春在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上数学课时,有一位男同学突然问我: “老师,为什么要入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为了吃亏!入党就是要为国家做贡献,为他人服务,经常牺牲掉自己的利益。”
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每次在讲到“函数的微分”一节里,我都要讲“研究核弹的爆炸量与相对效率的关系”。通过微分的计算,我们知道核弹不是造得越大越好。对于百万吨级的核弹来说,每增加一千吨爆炸量,有效杀伤距离(半径)差不多仅增加2.3米!2003年10月,我国神舟五号首次载人成功飞天。也是在10月,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完成了核弹的小型化工作。美国政府认为我国偷窃了他们的技术,并把美籍华人核物理学家李文和投入监狱。后来查无证据,又释放了李文和,美国政府自己扇了自己的耳光!
毫无疑问,不论在哪一级、哪一类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第一要务!我们需要一支思想素质过硬、专业技术精湛的思政工作者队伍。但是,这支队伍不应脱离教学实际,而要紧密地与教学过程相结合,与学生面对面,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解决学生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各种思想问题。
除了校、系书记、政治课、德育课老师外,我看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成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普通教师无权决定学校是否设立德育处、辅导员岗位。但是,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要把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任课教师身上,落实到每一节课堂中去。 学校的思想工作不能搞花架子,不能仅仅依靠设立一个岗位或几个专人去解决。
关于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只要全体教师都既教书又育人,积极主动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我看德育处就没有设置的必要,一些行政工作可交由校长办公室去对接,上级主管部门也应精简行政机构,不要给下级学校压那么多的担子。
我曾讲过,辅导员是宣传员,不是考勤员,不能每天早晨站在教室门口检查、统计学生上课及迟到、旷课人数。 大学如果没有辅导员岗位,会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本文作者李瑞,2017年11月底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岗位退休,曾任统计与数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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