蛭田圭与他的著作《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中译本。
笔者2024年10月份在东京采访了《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的作者蛭田圭，那篇对谈已于去年底发表在《上海书评》上。做访谈时我就跟蛭田说了，有时间的话到银座单向街书店做活动吧，你的书刚开始在中国卖，肯定有很多读者想跟你交流。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就跟单向街书店的朋友联系，她们也表示欢迎，很快就敲定在二月十五日举行一场关于《阿伦特与伯林》的活动。这是银座单向街书店开业以来第一次策划做关于西方哲学的活动，跟哲学有关，难免曲高和寡，可书店的朋友们理解这样做的意义，让我很感动。单向街银座店的宗旨是成为中日乃至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窗口，同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由负笈过牛津的日本青年学者谈阿伦特与伯林这两位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题目。我们商定这个节目还将通过网络直播，让国内读者同步分享，一起参与讨论。
一眨眼到了二月十五日，笔者作为与谈人兼口译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刚到书店时，看到二楼做活动的地方只有四个人，比我第一次单独做活动时人少很多，难免有点担心。可一到两点半，座位基本上坐满了，于是轻松地开始了活动。日语里有句谚语叫“不打开盖子，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果真如此。
我先简单介绍了一下蛭田，说他的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开始销售后反响很好，也有学者在网上做活动讨论了这本力作，然后就请他开讲。蛭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如何对阿伦特和伯林这个题目产生兴趣，写作的缘起，如何收集资料，再讲到书的内容，出版的过程，出版后的反响等，可以让听众对这本书有个大概了解。考虑到听众大都并非研究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关于书本身讨论的问题当然无法展开太多。关于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我三年前在英文原著出版后不久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书评，详细介绍了此书，在此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蛭田讲完后，除了跟场内听众互动，也回答了国内读者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作为与谈人也参与了讨论。在这里就尽量完整地追溯一下整个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读者肯定想知道蛭田是怎么想到做这个研究的吧。我们知道，每一个认真著述的作者都会有他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的形成并非一两天的事情，尤其要写一本好的学术思想类专著，更是耗时日久，三易其稿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蛭田说那是2006年，他刚进牛津大学读书不久。有一天读伊朗哲学家贾汉贝格鲁受法国著名杂志Esprit(精神)之托做的《伯林谈话录》，看到里面伯林对阿伦特的评价大吃一惊。因为伯林对这位伊朗出生的哲学家说，尽管知道很多人推崇阿伦特，但是他对阿伦特的思想没有什么敬意，因为阿伦特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她的思想只是形而上学式联想，既没有逻辑关联，也缺乏想象的联系云云。看到这些话，蛭田说他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他在那之前也读过一点阿伦特的书，觉得她跟伯林在很多方面观点很接近，搞不懂伯林为何会如此评价同为犹太裔哲人的阿伦特。这次阅读经验应该是做这个研究最早的起源了，虽然那时并没有决定做。
到了2009年，迎来了伯林一百周年诞辰，那时蛭田已经转到伯林生前担任过第一任院长的沃尔福森学院读博。此时伯林的编辑哈蒂也在沃尔福森学院工作，负责管理伯林著作的版权和相关资料等。在此插一句，那时我跟哈蒂已经通了五年电邮了。伯林书信集第一卷出来后，我跟哈蒂说了一些伯林书信在日本的线索，从此开始配合哈蒂收集伯林在日本的书信等。也就是在那次联系后不久，哈蒂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叫蛭田圭的日本留学生，我说不认识，那是第一次听到蛭田的大名。
适逢伯林百年诞辰，最忙的当然就是哈蒂了。恰好沃尔福森学院决定编一本小册子纪念这位首任院长，书名就是《以赛亚·伯林与沃尔福森学院》。很多人当时想知道，为何伯林在他作为哲学家最成熟的时候，不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却一心一意为牛津大学建一个新学院，还要参与繁忙的行政管理，这也是编小册子的原因之一。因为哈蒂要做演讲、接受采访等，忙得不可开交，因缘凑泊，蛭田就帮忙一起编辑了。后来和哈蒂一起编辑伯林书信集第一卷的Jennifer Holmes也参与进来，于是三人一起编辑了这本小册子。上次做访谈时蛭田说过，他转到沃尔福森学院后，正好哈蒂有段时间一直住在学院里，就是在那个时候，蛭田常跟哈蒂聊伯林，知道了很多关于伯林的事情，对伯林产生了越发浓厚的兴趣。毕竟在牛津大学读书，又跟伯林的专职编辑直接交往，享有无与伦比的条件。
在和哈蒂一起编小册子的时候，蛭田有机会去牛津大学图书馆新馆查伯林身后留下的大量文献资料。他说伯林留下的手稿、信件等都装在一个个盒子里，按照年代分类，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伯林的资料不用说在世界上是独一处了。在查找伯林的资料时，蛭田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关于阿伦特和伯林的资料，比如在阿伦特的《人的境况》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英国著名出版社Farber & Farber的人曾去咨询伯林，问阿伦特的这本书有无引进到英国的必要。当时伯林的回答是：“我不会向任何一家英国出版社推荐购买此书版权，我有两个反对的理由：一个是书卖不出去，另一个是书写得很糟糕”——现在我们知道《人的境况》早已成为一部经典了。蛭田还在伯林的一封信里发现伯林在回答为何不公开批评阿伦特时，说他不想和阿伦特建立任何关系，即便是敌对的关系。那封信是1974年写的，正好是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因为所有档案资料都不可以自己复印，蛭田说他就请图书馆工作人员帮他复印了这封信，然后带回宿舍反复阅读，觉得这里面有故事，值得进一步挖掘。
我手头有蛭田和哈蒂一起编的那本小册子，是2014年3月去牛津大学参加伯林与启蒙研讨会时哈蒂给我的，没想到当时蛭田已经在为《阿伦特与伯林》做准备了，背后还有那样的故事。2009年哈蒂编辑出版的The Book of Isaiah: Personal Impressions of Isaiah Berlin也在寒斋书架上，精装一大册，里面有很多人回忆伯林的文章，也有蛭田对哈蒂的采访，谈哈蒂如何编辑伯林的著作等内容。这一薄一厚两本为纪念伯林诞辰一百周年而编辑的书，对研究伯林的学者来说都是案头必备。
以赛亚·伯林。
在做这些事情时，蛭田同时在写博士论文，其实写的并非关于阿伦特和伯林，所以他说照理不应该分心。所幸论文在2011年完成，顺利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2010年至2011年蛭田在纽约的卡内基研究所工作时开始着手收集阿伦特的资料。据他介绍，阿伦特的资料主要藏在三处，Hannah Arendt Papers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都已数字化，但是当初查找是受限制的。一处是阿伦特工作过的纽约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还有一处是德国的University of Oldenburg。后来还去过阿伦特丈夫Heinrich Blücher工作过的巴德学院找资料，巴德学院收藏的是Hannah Arendt Personal Library。
2012年蛭田回到了牛津，担任Junior Fellow，一直持续到2018年。而卡内基研究所的聘期又持续了三年，所以他在此期间每年数月在牛津工作，数月去美国收集资料。在牛津时有“地利”可以充分调查。就这样写作数年，在2018年大体写完了《阿伦特与伯林》的初稿。
蛭田说在写作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困难，是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那就是关于流亡犹太人知识群体乃至跟整个犹太人问题相关的内容。这不是他的专业，所以很下了一番功夫。因为写阿伦特和伯林，肯定要涉及艾希曼问题，所以在加强学习后，2018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所工作时写完艾希曼审判那一章，这才完成了全部书稿。2021年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工作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阿伦特与伯林》。
蛭田除了介绍了写作的缘起和过程外，还说了他写这本书的几个关键所在。在此也介绍一下，希望有助于读者朋友理解这本书的思路。
蛭田说他的这本书既有传记方面的内容，也有政治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讨论，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学术书。在传记方面，他想搞清楚的是阿伦特和伯林究竟见过没有，见面时说过些什么？ 再有就是为何会发生冲突? 尤其是伯林对阿伦特的强烈厌恶为何发生，究竟是出自个人理由，还是源于思想？
在思想方面则想辨析两位哲人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当然是此书的重点。这方面主要分两部分，一个是关于两位哲人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因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两位哲人都在这方面留下了重要著作。具体地说就是要搞清楚他们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有何相似之处，又为何产生差异？ 在他们看来被迫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抵抗，可以抵抗到什么程度？再有就是发生诸如大屠杀那样的事件时，个人该怎么办？能负什么责任？ 等等。
另一个大问题则是关于自由，因为自由是阿伦特和伯林都很关心的重要概念。在这方面蛭田想弄清楚的问题是，作为对他们来说是核心价值的自由概念，他们是如何理解自由的？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 除了自由，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其他重要概念？ 他们所描绘的自由社会是怎么样的？有何相同点和差异？
这些就是蛭田在介绍他的这本著作时所谈的主要内容了。毕竟在预定的一个半小时的活动中很难就具体的政治哲学问题展开详细讨论，这样的介绍应该说已经是很全面的，足以供线上线下的读者们参考了。蛭田笑着说，若想了解他是如何处理上述问题的，就请读他的书。
汉娜·阿伦特。
在开始讨论后，现场的一位年轻听众首先问到，阿伦特和伯林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否跟对现代性的批判连在一起的？ 因为有的西方思想家的确是把现代性跟极权主义放在一起讨论，比如流亡英国的社会学名家鲍曼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也是如此，他们的《启蒙辩证法》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对这个问题，蛭田说阿伦特和伯林并没有把极权主义看做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历史他们都采取偶发性立场，就是说阿伦特和伯林都认为极权主义是很多偶然因素加在一起才发生的，并非线性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位日本记者则问阿伦特究竟是如何看待伯林的。蛭田说跟伯林那样批评阿伦特相比，阿伦特没怎么把伯林放在眼里，因为她的论敌太多了。蛭田介绍了一条趣闻。当伯林的那篇著名论文《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后，阿伦特的一个学生读了赞不绝口，就问阿伦特老师觉得怎么样， 据说阿伦特回答说伯林很擅长总结别人的思想——真是损人不带一个脏字。此外，蛭田还说阿伦特没有把伯林视为哲学家，但承认伯林是很好的俄国思想研究家，认真读过伯林的一些相关论著。
另一位在现场提问的是东京大学的汪牧耘博士。她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蛭田为何要回到日本来，因为听说研究政治哲学这样的学问在欧美条件更好，研究水准也比较高。另一个问题是研究政治哲学和理论如何跟现实结合起来。汪博士是研究开发援助的，她说这个领域的研究往往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受眼下发生的事情影响。汪博士认为阿伦特和伯林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感，那研究他们的蛭田老师又是带着怎样的现实感，如何看待现实和政治哲学的关系的呢？这是从不同专业的角度提出的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这个与谈人也很想知道蛭田会怎么回答。
蛭田幽默地说，之所以回到日本来，是因为这本书写了十年，自己有点累了，想在自己的国家好好休整一下，吃点美食，养精蓄锐。欧美的确在政治哲学方面研究人员更多，在世界上影响更大，但是他在欧美待久了，有点厌倦了。再有就是自己已经做了十年阿伦特和伯林的研究了，不想再在原先的轨道上走下去了。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他接下来可以继续做犹太哲人的研究，比如列奥·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等等。但是他觉得已经做过类似研究了，再做意义不大。再加上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在做类似研究，其中也有非犹太裔研究者，他们懂希伯来语甚至意第绪语，欧洲语言也比自己懂得多，如果自己加入进去未必有优势。去年十月我采访他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得很坦诚。当时他还说，正因为自己不是犹太人，所以研究那些犹太裔哲人时不必作为犹太家族的历史来研究，反而可以有更超脱的眼光，把劣势变为优势。我听了觉得对我们研究西方的学者来说这番话也有参考价值。
至于政治哲学与实践的问题，蛭田提到了当今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就是罗尔斯所树立的范式。罗尔斯本人虽然很关心现实，但是他跟阿伦特和伯林那一代哲人还是不太一样，一辈子主要就是在象牙塔里工作，写出了几部政治哲学的巨著。但是受他影响的研究者基本上是跟现实保持距离的，也是在象牙塔里工作，这就跟伯林和阿伦特那样介入现实的哲人很不一样了。至于蛭田本人，他说过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阿伦特和伯林那样的政治哲学家。对此我在翻译时也表示了赞同，因为思考政治的学问如果脱离了现实，那真是不知为何而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历过二战等大事件的阿伦特和伯林的做法对当今学者应该很有参考意义。
对汪博士提出来的如何连接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蛭田说由于现在专业分得越来越细，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做自己专业的研究就已经忙得够呛，所以要找那些研究跟实际事务有关的研究人员，大概就是去类似日本的政策研究大学那样的做具体政策研究的机构听听课。蛭田认为理想的做法是政治理论家也精通具体的政策与实践，但考虑到当今学问的专业化程度导致很难那样做，两者很难衔接也就是无法苛责的事情了。
讲座现场。
笔者一边翻译，一边想这第二个问题的确是当下学院派应该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学问为何而做的问题。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固然安逸，也许更有利于研究写书，可是理论势必会因此缺少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文大师之一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在他的巨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第一章开头就说，从修昔底德开始，到马基雅维利和黑格尔、布克哈特等大师，他们都是面对时代的问题而做学问的。去年康德诞辰三百周年，笔者也凑热闹写了篇纪念文章，在文中也强调了康德哲学正是面对时代的课题而做出的回应。库尔提乌斯本人写《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也是因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乱世，迫使他要为欧洲文明的出路找答案。所以蛭田跟汪博士讨论的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正是今天做人文社科的研究者也必须面对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大问题。走笔至此，笔者想到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不久，伯林的高徒、伦敦经济学院的荣休教授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写了篇分析美国政治的文章，批评那些在大选中再次误判选情的美国大学和知识分子，说他们一无所知——They know nothing! 这样的批评的确有过头之处，但是似乎也击中了当下美国乃至西方学界的一些痛处。否则另一位当今西方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哲学家沃尔德伦也不会写那本书名明显不符合语法的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Harvard,2016)了。
在跟现场的参加者互动时，我们当然没有忘记在网络上收看的朋友。单向街的朋友递过来一个问题，有位网友说在笔者以前写的一篇关于伯林的文章里提到伯林的挚友、名哲学家汉普夏尔，说汉普夏尔在看到叶礼庭写的《伯林传》后说那不是他所知道的伯林，那位网友想问蛭田，汉普夏尔为何会那样说。蛭田回答说，那是因为每个人看伯林的视角不一样。叶礼庭为了写《伯林传》，跟着伯林到处走，做了很多访谈等准备工作，而那时伯林已是古稀之年，不仅当过牛津教授、院长，也做过英国学士院院长，还是大西洋两岸政府的座上客，活跃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思想界的中心，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在英国最成功的犹太裔学者，叶礼庭的感受自然不会跟伯林的老友一样。汉普夏尔跟伯林是从年轻时就开始交往的，差不多了解伯林的一生。蛭田说他听一位如今已经八十高龄、很了解伯林的牛津学者说，年轻时的伯林有一次跟他的好友、也是竞争对手的著名哲学家艾耶尔一起坐在牛津的休息室里，据说艾耶尔看上去很紧张。因为伯林非常聪明，在讨论时会让对方下不了台，所以艾耶尔说话很谨慎。我听了这段轶事很感慨，艾耶尔二十六岁时就写出了二十世纪哲学名著《语言、真理与逻辑》，作为哲学家比伯林早出道，连他都对伯林有点敬畏，可以想象年轻时的伯林气场如何强大了。读过伯林的传记的都知道，当年年轻的伯林名声在外，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也请他去喝过茶，凯恩斯等名流都对他评价很高，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汉普夏尔为何会有那样的感想了。
本文作者王前（图右）与蛭田圭。
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明治大学的学生提出的。他问该如何把从阿伦特那里学到的思想用在思考日本的问题上，具体地说如何用阿伦特的思想来思考类似东京审判那样的问题。
听到这个问题时我略微惊讶了片刻，感觉可能让蛭田不太好回答。谁知他没有回避，而是通过阿伦特和丸山真男的对比来回答了这个问题。蛭田说丸山真男在战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时，拿德国法西斯跟日本军国主义者做了对比，说德国纳粹都是具有坚定信念、有主体性的，都是自己来决断做坏事的。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都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没有主体性，做事都随大流，整个体制就是无责任体系。可如果读过阿伦特写艾希曼审判的书，就会发现艾希曼并非如丸山说的那样具有坚定信念和主体性，他就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做坏事，所以跟日本的情况差不多。说到这里时，蛭田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熟悉丸山，你也来谈几句吧。既然被他点将，当然不会回避这个问题。接着蛭田的话，我说近年重读丸山也有类似感觉。可能因为丸山都是通过书本了解德国，虽然他从高中开始就学习德语，进大学后就喜爱上阅读二十世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的著作，深受他的影响——顺便提一下，伯林和丸山、还有雷蒙·阿隆一样，都是视施密特为可尊敬的敌手(honorable enemy)的，但因为丸山对德国的理解都来自书本，所以他的对比难免有美化德国人的部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开头说的那句“东海西海，心里攸同”，用在这里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蛭田这样用阿伦特的思想来解释二战时日本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还是有说服力的。当然不是为了辩护，而是基于历史事实进行阐释。
听说蛭田写阿伦特和伯林的这本书不论英文版还是中译本销路都很好，影响也超越了狭隘的专业领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依旧需要阅读阿伦特和伯林。那么在具体日常生活中如何学会像他们一样思考呢？ 蛭田说了一个亲身体验。他说在欧美生活了二十年左右，自然有因为是亚洲人、日本人而被歧视的经历。还有一次是被误当作中国人。那是疫情期间他到英国去，在伦敦的站台上有人看到他戴着口罩，就对他说“Go back to China”。他说这种时候大多数人会反驳说我不是中国人，可是阿伦特说过当一个犹太人被骂的时候，应该作为犹太人进行反击——‘If one is attacked as a Jew, one must defend oneself as a Jew’，这是因为阿伦特认为如果说大家都是人、不应该歧视，那只不过是种无力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回击。正确的做法是接受被歧视的身份，跟拥有同样身份的人一起反击，这也是阿伦特对犹太复国主义共鸣的理由。可如果自己不是中国人，却被当作中国人受到辱骂时该如何反击呢？ 蛭田说如果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对事实的正确陈述，可在被歧视的时候那样回答的话，等于拒绝跟被歧视者一起反击，接受了种族主义者的逻辑。所以在那种场合，正确的做法是暂时接受被歧视的身份，然后抗议歧视，跟种族主义者作斗争。效仿阿伦特的说法，就是‘one must defend oneself as if one were Chinese’。蛭田说这就是他研究阿伦特的思想后将其运用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例子。笔者听罢，连声说真棒！
感觉就是一会儿的功夫，时间早已过了五点，比预定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还多，都快接近三个小时了，大家似乎还意犹未尽。虽然蛭田看不出有疲劳的样子，但作为主持人必须宣布结束了。
笔者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者和主持人，对这次谈哲学的活动能圆满举行，深感欣慰。银座的单向街书店开业以来，已经举行过好多次思想文化类活动，但是请日本学者来谈论西方哲学的活动还是首次，以前更是根本不可能做这种思想性交流活动。如今托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的福，中日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交流，实在是令人高兴。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样的交流，相信肯定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也可以为国内朋友提供一些思想学术方面的新鲜成果，真是幸何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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