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宋代夜禁制度松弛，城市中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市民的夜生活很是丰富，酒楼茶坊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瓦舍勾栏每晚都上演精彩节目，令人流连忘返；店铺与街边摊营业至深夜，乃至通宵达旦；街市上热闹不减白昼。城市夜生活的展开、市民对黑夜的开发，离不开一个前提条件：发达的照明。如果没有明亮的照明工具，在黑夜里，大伙儿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早点洗洗睡。
也因此，我们看宋人描述夜生活时，总是提到灯烛。《东京梦华录》写道，“凡京师酒店，……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最豪华的樊楼，“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樊楼的灯火，成为东京的繁华象征，深深铭刻进宋朝诗人的记忆：“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铁围山丛谈》记述，“（东京）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多年之后苏轼回忆起马行街的繁荣时，也写到“灯火”：“蚕市时光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灯光，消弥了白昼跟黑夜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夜晚与白天一样光线明亮、人声喧哗。
那么宋人用什么照明呢？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因为答案众所周知：不就是油灯吗？
油灯确实是古代最常用的照明工具，不过，宋朝时，人们已比较广泛地使用蜡烛。曾有人在网上询问：“宋朝用什么灯，蜡烛有吗？”一大神回答：“没有蜡烛，蜡烛是从石油中提取的，宋朝人还不懂这个技术。”这显然是不熟悉照明史所致。
南宋人摹《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白蜡的应用
实际上，中国人使用蜡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魏晋时期，《西京杂记》载，“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世说新语》中也有石崇“以蜡烛灼炊”的记述。这里的蜜烛，当为蜂蜡所制。古人很早就掌握了从蜂巢中提取蜂蜡的方法：“蜡，乃蜜脾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黄者俗名‘黄蜡’。”不过，最初的蜜烛形制跟今天的蜡烛并不一样，多是蜡块，使用时先加热熔化成液体，再充当油脂点灯。然后才出现了粗短的圆柱体蜡烛，这是因为蜂蜡熔点低，易软化变形，难以制成细长的管状烛。而且，汉晋时期的蜜烛绝对是奢侈品，只有皇家或石崇这样的巨富，才用得起蜡烛。
宋人所用的蜡烛，形态上已经跟汉代的蜜烛完全不一样，而跟我们现在所用的蜡烛更接近，呈长长的管状，中间有烛芯，可以直接点燃。从表现夜游、夜宴题材的宋代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宋代的蜡烛形态，如宋代佚名《夜宴图》（美国私人收藏）、南宋李嵩《四迷图·酗酒图》（收藏者张大千曾将此图标注为“文酒夜宴图”，似不确）、南宋人摹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马麟《秉烛夜游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出现了点燃的蜡烛。
宋代佚名《夜宴图》局部
不要小看这种长管状的蜡烛，它不但携带、使用方便，燃烧时间较长，亮度也远大于油灯，可谓是人类照明史的一次进步。它的出现，得益于古人对制烛新材料的发现：白蜡。白蜡熔点比黄蜡（蜂蜡）高，既有可塑性，又有一定硬度，这才可以制成长长的蜡烛，点燃后也比较光亮，正是照明的理想材料。
白蜡取自蜡虫的分泌物。由于白蜡是中国特产，西洋人也将它叫做“中国蜡”。中国养殖蜡虫提取白蜡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至唐代，但有史料可确证的时间则是宋代。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录有“白蜡”条目，介绍了蜡虫的养殖情况：“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蚁蠓，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录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
这条史料透露了几个信息：南宋后期，白蜡虫养殖业从淮河一带扩展至江浙地区；养殖白蜡虫的收益跟养蚕不相上下；白蜡的价格高于黄蜡。
李嵩《四迷图·酗酒图》
宋人还用乌桕油脂制作蜡烛：“乌桕，实如鸡头，液如猪脂，可压油为烛”。乌桕种子有一层蜡质表皮，是制蜡的上品；桕子榨油，混入融化的白蜡，倒进模具内，凝结后便是桕烛。按南宋诗人陆游的使用体验，桕烛的光亮可将蜡烛比下去，“乌桕烛明蜡不如”。不仅陆游这么说，另一位南宋诗人杨万里也有诗曰：“臼熖光寒泪亦收，臼灯十倍蜜灯休。”
宋人用来制烛的原料还有石油，叫做“石烛”。今日蜡烛所用的工业蜡即从石油中提炼，不知宋人又是如何制作石烛的，因史料记载过于简单，不好臆断。不过我们确知，石烛的照明效果很不错，来看陆游记录进《老学庵笔记》的使用体验报告：“宋白《石烛》诗云：‘但喜明如蜡，何嫌色似黛。’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据说石烛也耐烧，一支可顶蜡烛三支，但缺点是烟浓。
蜡烛的商品化
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长管形的蜡烛至迟在唐朝就出现了。陕西乾陵博物馆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就绘有手执蜡烛的侍女。但是，蜡烛此时还是贵族高官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平民可消费不起。因此，燃烛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种方式，如贵戚“杨国忠每家宴，使每婢执一烛，四行立，呼为烛围”。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蜡烛
到了宋代，蜡烛才成为普通的商品，开始进入一般士庶家庭。我们查宋代笔记，便会发现关于蜡烛的使用记录突然多了起来，《夷坚志》多次提到“烛”，如“洛中怪兽”条载：“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兽，仿佛如犬，或如驴，夜出昼隐。民间讹言能抓人肌肤成疮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见兽入其家，挥杖痛击之，声绝而仆。取烛视之，乃幼女卧于地已死。”这个故事很诡异，不过我们不去管它，只注意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洛阳平民家中备有蜡烛。
《梦粱录》则记载，南宋杭州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女家收了聘礼后，要在“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到迎亲之日，男方派人各执“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等礼品，“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蜡烛显然是宋人办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宋人婚后生子，为孩子举行“抓周”仪式时，摆出来让孩子抓的物品，包括“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其中也有“烧香炳烛”。
宋朝都城设有一个服务机构，叫做“四司六局”，相当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人家若有喜庆欲办筵席，可雇佣“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这“四司六局”中，专设了一个“油烛局”，职责即是“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用到蜡烛。
在《梦粱录》记录的杭州“团行”（工商行业组织）中，有“修香浇烛作”，说明制作蜡烛在南宋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在“铺席”（商店）中，则有“童家桕烛铺”、“马家香烛裹头铺”两家“有名相传”的大品牌；《梦粱录》又载，杭州“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可知南宋杭州出现了蜡烛专卖店，蜡烛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日用品，不再是贵族豪富专享的奢侈品。
宋朝图像也佐证了我们的观察。黑龙江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初画院摹本《蚕织图卷》，画的是江南蚕织户从“腊月浴蚕”到“织帛下机”的全过程。我们发现，蚕织户的家具当中，就有一架烛台。
南宋画院《蚕织图卷》局部
那么宋代的蜡烛价钱几何呢？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价研究》收录了一则蜡烛价格信息：据《宋会要辑稿》，宋神宗年间，朝廷给予官员的奠仪包括“秉烛每条四百文，常料烛每条一百五十文”，可知宋代每根蜡烛的价格为150至400文不等，相当于一名城市下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不过宫廷的蜡烛制作豪华，用料精细，无疑偏贵。坊间民用蜡烛的价钱应当不会这么高。
程民生教授的高足张彦晓提供了另一条宋代蜡烛价格信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每根蜡烛约18文钱，顶多是20文钱左右，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的。
不过，点蜡烛的成本还是高于点油灯，一名南宋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5文钱。而通宵点烛，少说要三至五根蜡烛，即需要支出50~90文钱，是油灯成本的10~20倍。
因此，北宋名臣寇准好奢华，家中不点灯，专点烛，便被欧阳修视为是“可以为戒”的不良生活作风：“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亦是寇莱公（寇准）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杜衍）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寇准燃烛的豪迈劲儿，唐朝的杨国忠也许会自叹不如，晋代巨富石崇若穿越过来，见了也会惊呆。但实际上，寇准的个人财富肯定比不上石崇，只不过蜡烛在石崇的时代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杨国忠的时代也可以用来炫富，而在寇准的时代已不怎么贵重，所以士大夫家庭才能够“燃烛达旦”。
今天，灯烛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寻常之物，但它们背后，也蕴藏着宋朝物质文明演进的生动信息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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