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

　　尊敬的许敖敖校长，前来祝贺的教育界贤达，各位教授和同学，下午好！

　　感谢澳科大(澳门科技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称号。这份荣誉，不仅仅来自称号本身，更来自于一起获得这个称号的其他名字。

　　这中间，有名震国际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导全国抗击了SARS灾难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有领导绕月飞行而被称为“嫦娥之父”的航天专家欧阳自远先生，有很早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先生，有第一个被聘为英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杨福家先生……这些科学家，有的我早就熟识，有的则是新交的朋友，几天来有机会长时间交谈，很是兴奋。

　　我历来认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华宅美食，而是与高人相晤。但是，科学高人们总是极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畅叙。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澳科大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与这些科学家不同，我这次获颁的是“荣誉文学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推不开文化的话题了。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向科学家们叫几句苦：讲文化，看起来好像比你们讲科学容易，其实并不。原因是———

　　第一，科学有定量定性的指标，文化没有；

　　第二，科学有国际标准，文化没有；

　　第三，科学家很少受到非专业的评论，但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

　　这三个原因，已经造成文化话语的烟雾迷茫。本来，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文化转型，但是，正当社会各部门纷纷向文化求援的时候，原来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领域反过来充当起了老师。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创新的时代却推崇起复古文化，最需要科学理性的时代却泛滥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爱救灾的时代却风行起谋术文化，最需要发掘人才的时代却重拣起咬人文化……正是这些反常的文化现象，使国际和我们的下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多的误读。

　　这种误读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

　　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应该完整地对它进行一些思考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Tayl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200多个。那200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Lowel，1856—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ustarJung，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

　　例如：

　　“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形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此文系作者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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