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文化为标志的“软实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在中医药的对外传播中，除了中医药本身的疗效和文化魅力以外，还需要借助翻译去搭起中医药中外沟通的桥梁。本文就如何对外讲好“中医药”这个中国故事进行了技术层面的探讨。

　　中医翻译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几十部专著、词典和教材。在中医译著方面，几大经典著作基本都有相关的英译本，其中《黄帝内经》就有14个英语翻译版本;在中医翻译方面，人才队伍也不断壮大。尽管中医翻译相比以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着发展瓶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首先，尚未建立系统的中医翻译理论体系

　　中医翻译虽然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许多专家和学者在中医翻译理论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总体来说，存在重技巧、轻理论的倾向，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纵观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中医翻译研究一般是借鉴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仅对中医翻译的技巧进行探讨，就事论事，仅仅停留在翻译现象、翻译经验和翻译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上，缺乏宏观理论建构的研究;或者其研究涉及理论，但对相关理论的运用繁杂众多，缺乏广泛认同的中医翻译理论;且理论的独创性不强，很多理论原则的应用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在结合中医语言的实际和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翻译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

　　其次，尚未形成清晰的中医翻译学科定位

　　在中医翻译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中医翻译的学科定位问题。目前，全国近半数的中医药院校开设了英语本科专业，部分学校开设了中医相关的外向型专业，上海、北京、南京、广西等院校在中医学科下自设了中医外语或者医药外语硕士点，2014年国务院学位办还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MTI)，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辽宁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也有部分中医翻译方向的博士毕业生。这些都是中医翻译学科发展的良好证明，有力地推动了中医翻译的学科发展，但总体来说学界对其学科定位也并未达成共识，中医翻译在中医药学科中还处于边缘化地带，同时也未能很好地与外语界和翻译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合作与共融，这势必会影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甚至认为中医翻译的这种学科状态，使得中医翻译成为一个被中医学、外语界和翻译界边缘化的“孤岛”，始终在“自说自话”。

　　第三，尚未形成统一的中医术语翻译标准

　　近年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版了不少中医术语的翻译的标准，比如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主持制定的《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2010年制定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魏迺杰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和《英汉汉英中医词典》，谢竹藩主持编写的《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李照国主持编写的《汉英中医药大词典》和《简明汉英中医词典》等。以上多个版本，对于部分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各不相同，令人感到困惑，无所适从，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不统一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学者们的对于中医术语翻译所持的观点也各不一样。翻译标准是探讨翻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西翻译史上，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在中医翻译界也同样如此，中外学者对中医术语翻译的认识各不一样，所提出的标注也各不相同，甚至相反。比如德国中医研究专家满晰博提出“中医术语翻译拉丁化”，德国中医医学史学家文树德认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保持中医原貌”，台湾长庚大学的英国人魏迺杰认为要采取“源语导向的术语翻译”的标准来翻译中医术语;中国学者谢竹藩教授则坚持中医翻译“术语西医化”，而李照国教授提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等。以上有关中医翻译标准的不同认识，丰富了中医翻译的研究，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不统一。

　　第四，尚未克服中医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在中医翻译中，无论是术语层面，还是语篇层面都需要跨越文化的鸿沟，解决其不可译性，使中医翻译译本具有较大的可读性。目前，在翻译中，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一味强调信息准确，而忽视译文的可读性，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和文化价值强加给译文读者，造成自己读来感觉良好，西方读者不为所动;二是一味强调可读性，在翻译中把中医药原有信息和文化耗散过多，甚至用西医概念来翻译和解释中医，这就会使得译文不可靠、不忠实，这样必然会使中医独特的哲学性和系统性大打折扣，造成信息和文化的流失。如何把具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中医药翻译得既能准确表达其内涵，同时又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这是摆在广大中医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这需要中医翻译者在信息的准确性和文本的可读性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

　　第五，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如前所述，全国许多中医药院校虽然设立了英语本科、外向型专业、中医外语硕士、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等项目，但就目前的人才培养现状来看，我国目前还缺乏既懂中医，又精通外语，同时具有较强中医翻译能力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同时也未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级中医翻译人才的教学体系。国家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在2015年6月重庆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要加强翻译类的外语教学和科研水平，要特别强调外语教学过程中的翻译水平、翻译能力、翻译认识的教育。要对外讲好“中医药”这个中国故事，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只有切实提高中医翻译人才的翻译能力，才能准确、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医药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最后，缺乏中医药“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的小语种翻译人才

　　我国目前的中医翻译人才培养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语种基本上是英语。随着中医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们也需要部分小语种的中医药翻译人才，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还基本处于空白，不利于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

　　把古今中外哲学体系下的形上性科学和近代物理、化学体系下的形下性科学并列纳入我国科学体系之列的立场和观念，这就是大科学观。在科学结构的整体框架上，文学、艺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法理学等属于以哲学为带头科学的学科，中医学即在其中。本文作者将与读者探究其眼中的大科学观，从科学结构的整体框架看中医科学定位。

　　科学二字是当今社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一词汇通常包括着四层意思。其一，科学一词的本意是分科之学，即指分门别类的众多不同学科。其二，作为形容词用。比如说某一学科是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其三，作为正确的代名词来用。比如，把实事求是称之为科学态度。其四，作为成熟的知识、学问体系的总称。举凡所有分门别类的、理论性的、有一定真理意义的、对实践有指导价值的知识、学问体系，统统称之为科学。本文就科学进行的讨论，是以第四种含义而展开的。

　　什么是大科学观呢?站在人类文化发展时空观的高度，把古今中外哲学体系下的科学和近代物理、化学体系下的科学，并列纳入我国科学体系之列的立场和观念，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大科学观。

　　尽人皆知，揭示真理的科学，是超时空而存在的。换句话讲，科学无问出自古代现代，无问来自东方西方，它永远是，也必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长期以来，这一普遍性的常识，被落后挨打中的近代中国人普遍地扭曲了、疏忽了。因此本文讨论的大科学观，意在抛砖引玉，希望通过讨论，对科学的含义以及应当持有的科学观念，认真加以厘正，以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以及中医学的复兴与发展。

　　由于长期以来许多人潜意识里的科学观是严重残缺不全的，因此一百年来中国本土的中医头上戴着落后的、过时的、封建的、不科学的、经验性的五顶黑帽子。所以大科学观，正是中医渴望的救生观、复兴观。

　　思维产品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内容

　　在世界上的生物中，思维是人类所独有的。思维产生思想，价值观由思想中升华而来。思想、价值观守护着人类的灵魂，维系着社会的道德、正义、文明。

　　哲学起源于思维，哲学是思维的科学。思想由哲学思维中而来，思想又指导着哲学的发展。所以思想、价值观、哲学，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天字第一号学问。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而且，以哲学为带头的文化科学体系之中，诸如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法律学、经济学、中医学，都是从哲学中获得生成的基因与发展的营养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中医需在相关文化中取得借鉴

　　在世界文明古国里，埃及为代表的两河文明留给今天的，只不过是金字塔文物以及一些历史的传说，文化的内核消失了。

　　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深远，但原生态的佛教文化早已移居国外，在印度留下的遗迹甚微。

　　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周易》的思想，道家、儒家、名家、墨家、阴阳家、法家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又融合了佛家的思想，成为东方世界的文明典范。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经济之富，是举世无双的。仅就经济而言，自西汉以来，GDP遥居世界之首，持续一千七百多年。这与文化的血肉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世界文明古国文化的传承发展，最好的样板是希腊、罗马文化。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奠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西方哲学的核心。13世纪经托玛斯.阿奎那之手，亚氏的哲学体系与宗教哲学相互融通，益见完善。15世纪的文艺复兴，原本是复兴罗马文化。然而随着文化精神的焕发，在西方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崛起，因而成为当今世界上形上性科学与形下性科学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笔者提出的大科学观与大科学结构，就是在这一典范的启示下而形成的。在这一典范下，文学、艺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军事学、法理学与中医学之间，总是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常常可以相互影响、彼此互补。

　　以大科学观化解中国文化复兴的障碍

　　历代专制王朝的变迁，除了统治阶层的自身腐败之外，还有自然灾害与域外进犯等因素。清家王朝的灭亡，大体也相同。只是与境外列强军事、科技的实力过分悬殊，所以对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的冲击甚大。但是把军事惨痛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这是对西方近代科技无知情况下的误判。因为清家王朝的覆灭而把传统文化斥之为“封建文化”，更是错上加错。

　　持续一百年的“全面反传统”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批孔”，形成了当代历史上的百年传统文化断层。在此一百年的三、四代人,患上了严重的民族文化自卑症，长期为近代科学主义与传统哲学贫困所困扰，至今依然是制约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与阻力。

　　清王朝灭亡的时候，摆在中国人面前首要的文化发展战略任务是，认真研究中外文化在中国的整合与重构。如果当初能够确立起大科学观，相信中外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任务与发展目标，早就实现了。

　　大科学观方能化解

　　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对于中医来说，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与传统哲学贫困，是困扰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与阻力。

　　笔者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三十余年。在长期东西方文化科学的比较中，在中西医比较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大科学观与大科学结构框架。以上的解释表明，我们已经在大科学结构的整体框架上，找到中医学的科学位置。中医是哲学体系的一个具体学科，当哲学融入大科学整体框架之后，中医头上的五顶黑帽子将不复存在，困扰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也将迅速冰释。中医正在热切地期待着大科学观，期待着中医在大科学结构框架里的科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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