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人民

　　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重新刊印九叶诗人的作品时，这样写道：“因为这些作品是40年代中国的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九叶集》所选辑的作品是九叶诗人40年代(主要是1945-1949年)的作品，大部分是九叶诗人“转变”之后的诗作。九叶诗人前后期创作的差异与变化，袁可嘉、蓝棣之、公刘等诗人学者早已作出过阐释，国家危亡与民族苦难的逼仄，将血与火的酷烈灼热卷入了九叶诗人的创作，令其突破个人小世界，走向大地与人民。这种由个人到人民的“转变”痕迹在《九叶集》中也有所残留：

　　辛笛在坚定地怀抱起理想后，不再笃信那十个不诚实的、过于灵巧的触须似的手指(《手掌》)，他发现20年前歌咏爱情的布谷，如今正一声声诉说着人民的苦难无边(《布谷》)，于是他明白“个体写不成历史”，“我们已无时间品味传统/我们已无生命熔铸爱情/我们已无玄思侍奉宗教/我们如其写诗/是以被榨取的余闲/写出生活的沉痛/众人的  你的或是我的”(《一念》)辛笛的观念在九叶诗人中很具有代表性，相似地，杭约赫在《启示》中也谈到了这种转变，诗人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一天突然醒悟，于是抛弃了心爱的镜子，一些忧患指点了前面的路，将他引领至新的世界即“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启示》)。随着苦难忧患的加剧，陈敬容的飞鸟所带来的“一幅初霁的蓝天”(《飞鸟》)，已被厚重的灰尘中望出去的“一角蓝天”所替代(《从灰尘中望出去》)，之前独自吊在白日与黑夜间的她，在黄昏的边上无力徘徊，渴望飞到黑夜的边上等待黎明(《黄昏，我在你的边上》)，可后来在冬日的黄昏桥上，诗人看到“人们”疲倦而焦急，“多少人”要彷徨寻找一个随便什么避风角落，“躺下去/也许从此不再起来”(《冬日黄昏桥上》)。唐祈早先忧郁的牧歌故事中，那比红宝石美丽的投湖少女(《故事》)，后来转变为割断自己蔚蓝色脉搏的公园少女，与成群的饥饿的队伍、犯着“蜡黄色”怀乡病的士兵、苍白瘦削的孕妇、污秽哭号的血婴、像霉烂的黑蘑菇似的丧家人，以及烈日下等待一坯土的死不瞑目者，一并构成了最末时辰中的受难群像(《最末的时辰》)。也曾在夜月怀乡中独自感伤的杜运燮(《夜》《月》)，后来竭力讽刺飞涨的物价(《追物价的人》)，赞美越过了铁窗与血泊的雷(《雷》)与怒唱战歌的闪电(《闪电》)。在金黄的稻束中独自静穆沉思的郑敏(《金黄的稻束》)，后来的诗作中也出现了“举起，永远地举起，他的腿”，“这古老土地的坚忍的化身”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九叶集》是一群关心国家命运与民族疾苦的知识分子，“以血肉似的感情”(《中国新诗》编者《我们呼唤(代序)》)抒写思想探索，以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感，强烈拥抱住了“中国最有斗争意义的现实”(杭约赫·唐祈《黎明乐队》)。

　　九叶诗人为垂死的腐朽，将厚厚的殓帛织就，密密麻麻中织入了重重诅咒，正如在撕心裂肺的阵痛中等待一个新生婴儿，为灿烂光明的他，缝制庄严圣洁的襁褓，层层叠叠的针脚里满是对光明与和平的真挚渴望。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严肃而真诚地书写40年代人民的苦难挣扎与为光明未来的坚韧斗争，是《九叶集》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基调，而这部分作品也是《九叶集》至今仍动人至深的魅力所在。如，“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夏天的土地绿得丰饶自然/兵士的新装黄得旧褪凄惨/惯爱想一路来行过的地方/说不出生疏却是一般的黯淡/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风景》)列车将冰冷沉重的钢铁轮箍深深地轧在嶙峋高突的中国肋骨上，所行处一阵碎裂，诗篇首句便令人浑身战栗，疼痛不已，这个“轧”字凸显出一节又一节负载超荷的社会问题惨痛酷烈地摧残着积难深重的脆弱中国。

　　再如，“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赞美》)荒凉沙漠、坎坷小路、骡子车与槽子船、野花与阴雨，这埋藏着苦难的民间意象，暗示出一段悠久的苦难历史，为这苦难中坚韧生存的人民，诗人用饱和着爱的，与人民一样历尽苦难的带血的手，与无处不在的佝偻骨峭、瘦削乏疲的人民一一拥抱，在他们畸形残损的脊背上，印下一个深深的血手印子，为这苦难里的生大声赞美，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接下来的诗句中，穆旦在广袤沉寂的土地上，铜刀铁犁刻写出一个民族起来的背后，是说不尽的灾难、无尽耻辱的历史、太多无言的痛苦，以及无数个曾祖祖辈辈受难的中国农民放下“古代的锄头”，“溶进了大众的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一个死亡的农民，是一个老妇的儿子和许多孩子的父亲，他们在聚集着黑暗的茅屋里，正忍耐着不可知的恐惧与残酷含蓄的饥饿，等待他无可回头的归来。正是这样一首首啼血哀歌，严峻沉郁、深沉痛切地彰显出九叶诗人在战火中的成长，他们直面苦难、正视鲜血的真诚与勇气，关怀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担当，令《九叶集》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感人力量。

　　人民与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九叶诗人的人民立场与对大众苦难的深度关怀并不代表九叶诗人就是40年代的“人民诗人”。实际上，九叶诗与当时口头上红得发紫的“人民诗”有着本质上的存在意义的差异：“后者是要求一时的虚浮的功效，为了这，它们甚至公然向封建文化的意识与趣味投降，前者则要求‘人’的精神生活与由之而凸现的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剖析与坚决而辩证的统一，‘人’的觉识与它的普遍的社会意义……”而且“人民诗”是以口号的“现实”逃避生活的现实，“蒸发或泻出了生活中的活人的生命力与自觉力”，而九叶诗则“要求自内而外，由近而远，推己及人地面对生活”，“坚定地起立了自己的足跟”，开创出“丰厚的雄浑的新天地”。(唐湜《论〈中国新诗〉——给我们的友人与我们自己》)可见九叶诗人仍承继了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传统，他们愿意真诚地抒写人民的苦难，但他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杭约赫·唐祈《黎明乐队》)。

　　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中，将“人的文学”概括为两个本位：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而言，坚持人本位/生命本位；就作为艺术活动的文学与其他活动形式对照而言，坚持文学本位/艺术本位。这样，“人的文学”以两个本位既肯定了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性，也肯定了文学的艺术性。相对应的，三四十年代所流行的“人民的文学”，其基本精神也是两个本位，即人民本位/阶级本位和工具本位/宣传本位(斗争本位)。由于当时的人民是指被压迫被统治的人民，因此人民本位具有确定的阶级性，为人民而服务的文学也必须是宣传的、战斗的。本来，“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役于“人民”，也就同时服役于“人”，“人民的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当时一些流行的人民论者/人民主义者却在对文学进行极度地抽空、压缩、简化后，以“人民”否定了“人”，以“工具”否定了“艺术”。因此，坚持“人的文学”，而又关怀人民的袁可嘉，重述了他的一个根本中心观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40年代的九叶诗人，因对现实的黑暗政治不满，而倾向于革命，但他们与真实的革命实践之间存在隔膜与距离，他们大多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揭露社会的肮脏内里，指斥世间的苦难与不公，渴望社会变革与人民解放，具有普泛的民族责任感与人道主义情怀，因此他们更多地属于革命的同路人，他们自觉地接近广大群众，以求用诗歌传达他们与人民所“共有的历史经验”([美]叶维廉《四十年代诗理论的一些据点——由〈诗创造〉〈中国新诗〉谈起》)。

　　如何在人本位/生命本位的前提下去书写人民？九叶诗人普遍重视“个人”的作用，即诗人主体的个性创造。“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连”，首先在历史的河流中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并进而在“个人光耀之上创造一片无我的光耀”(《中国新诗》编者《我们呼唤(代序)》)。他们认为一般出发于特殊，也归于特殊，必须以个人的人性光彩去映现时代风雨，“当历史的阳光通过个人人性的三棱镜而映照，凝定时，艺术品才有了真实的跃动的生命”(唐湜《严肃的星辰们》)。九叶诗人正是从个人经验感受开始，深入事物本质与现实真相，通过强烈地自我凝视，对波诡云谲的现实有所“突入”，因此他们极强调诗人的个性与主观，强调“通过诗人的心态来写现实，通过体验与感觉来写现实”(蓝棣之《九叶派诗选·前言》)，由内而外，由个人到人民，由特殊到普遍，由诗人主体创造性地建构个体自我与人民大众、瞬间体验与历史本质之间的诗性关联。因此，九叶诗人的前后期创作，看似发生了由个人向人民的“转变”，实质上从未离开“个人”这个根本，对人民苦难现实的表达与介入，拓宽了九叶诗人的诗界领域，但九叶诗人的个性追求也从未动摇。

　　九叶诗人这种凝视自我以凝视人民，拥抱自我以拥抱历史的特质，以穆旦最具代表性。《九叶集》中穆旦的第一首选诗《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开篇便以寒冬腊月、风扫平原、枯干的田野、尽竭的岁月、憩息的牲口、冻结的小河、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等一系列荒寒、沧桑、沉滞、凝重的意象，奠定起书写大地农民的沉郁基调。谁家的儿郎吓哭了？“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这样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过去(祖先)，我们(现在)，儿郎(将来)，都躺在了一起，穆旦将漫长悠久的时间岁月并置为同一片静止的空间，从过去到将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行走在凝滞不变的被轮子轧死的路上，这悠久而深重的沧桑历史经由穆旦的独特体验与创造性书写，形成宏阔深广、厚重饱满的诗篇人格。这种独特的个性的穆旦式人民书写，显然比虚浮空泛的宣传式人民诗更能接近人民的生活真相与历史本质。

　　以“人民”为关键词介入《九叶集》，会发现九叶诗人不同于40年代的诗歌主潮，他们坚持人/生命本位，坚持文学自身的艺术追求，自觉推重诗人主体的创造性，重视书写生活的“内面”(向内转倾向)，而这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努力，与80年代的时代主潮不谋而合，这也是九叶诗派作为一个带有想象与建构意味的被追认的诗派，在80年代及以后被重视与经典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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