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攀钢的“钢铁大脑”正指挥着整个工厂低耗、高效、安全地运转，一年成本节省1700万元，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帮助下，钢铁正在“用数据炼成”。在浙江杭州的犀牛智造工厂里，服装的颜色、尺码、图案都可以自由定制，消费者甚至第二天就能在淘宝买到成品，而过去服装行业的生产效率只能做到1000件起订、15天交付。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数字化蔬菜工厂里，菜农变成了在“智慧大棚”里种蔬菜的“流水线工人”，劳动强度大幅降低，但产量却提升4倍。
在“中国乳都”内蒙古呼和浩特，数字赋能后的牧场景象让人赞叹，一头牛吃下多少饲料，与远在城市里的你每日喝下多少牛奶，也能够紧密关联、数据“同频”。
在繁忙的广州白云机场，云计算和AI让数千架飞机实现安全的秒级停机位分配，每年让数百万人次不再需要乘坐摆渡车。
在“金顶观云”的峨眉山，人在游、数在转、云在算，真实的彩色云海和虚拟的“文旅行业云”正一起让数以百万计的游客玩得舒心顺畅。当然，不能亲临的你也可以通过手机“云赏云”。
在全国各地，每个人手机里小小健康码的背后，其实折射出了无数种“数智化”城市治理的新可能。“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路”“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越来越智慧的“城市大脑”正在交通、城管、文旅、科教、卫健等诸多领域和场景发挥作用，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这千行百业“上云”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改变汇集起来，就是“云”上的中国，是我们数智化的未来。
创新永远是“勇敢者的游戏”。
我们采访了一系列敢对过去说不的“勇敢者”，希望能从他们的“上云”和数字化转型故事中，展现通往“数字中国”路上的不易、坚持和美好。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从中央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的具体举措，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中国”，一直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刚刚结束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时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这是“数字经济”自2017年首次出现之后，第四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疫情冲击之下，大家的生活、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进程被大大加快，也让2020年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普及年。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迎接数字新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和无穷的可能性。比如，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发电量为74170亿千瓦时。这个数字在全球遥遥领先，是第二名美国的1.85倍。但同期，中国完成的GDP只有美国的约70%。虽然不能仅就一个数据得出结论，但这足够引发思考。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改善体验……这些都是数字化技术和手段的优势，那么，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能不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这些都非常值得思考。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底层基础设施，“云”如同水、电、网一样重要必不可少，“上云”更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和关键一步。在云计算时代，企业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自建机房，云计算把算力资源的供需变成了高效的“电网”模式，点击鼠标就像按下电源开关，云计算厂商会把需要的算力从数据中心直接输送过来，即取即用。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云计算使得他们也能享受低价、高能的算力资源。因此，千行百业对“云”的需求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上云”从过去的“锦上添花”成为了“必修课程”，不是“nice to have”而是“must have”。来自全球知名数据机构IDC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以云为中心的IT转换，预计到2024年，全球整体云计算产业规模（包括云服务、云相关服务和云基础设施建设）将达10000亿美元以上，而在中国将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与应用白皮书》则预测，2023年，中国云计算产业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与企业的上云率将超过6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也在其《云计算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指出，未来10年，云计算将迎来发展的“黄金十年”，进入普惠发展期。“上云”是近年来需求越来越旺盛的产业方向，尤其是在疫情之下，云计算行业更是被按下了加速键。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抑或是政府部门，都希望加速数字化和智能化，而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出行、智慧政务、智能制造等诸多场景，都产生了大量需求。云购物、云办公、云上课、云旅游……宅在家中，也能云上生活和工作，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随着云上生活日渐普及，云计算正带动数字化从量变走向质变：因为云计算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扩大了数据规模，数字化才开始成为现实。过去10年，伴随着云计算的兴起，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也相继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些技术的协同发展，让数字化革命一步步成为现实。上云和数字化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手段。“云计算本质上是一个新的体系，不仅是硬件，也是整个生态。这个体系更有生命力，更有性价比，也更有演进的路径。”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在接受包括《中国经济周刊》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说。其实，早在2019年，张建锋就判断，传统IT向云计算全面转移的分水岭已经到来。在传统IT时代，“烟囱林立”的IT架构体系会造成重复投入、数据之间难打通等障碍，而云计算则意味着数据被集中有序地处理、分析和分享。随后阿里巴巴率先实现了“All in cloud（全站云化）”，成为“云上的阿里巴巴”。这一年“天猫双11”的核心系统就100%跑在了阿里云上，自研的“飞天”云操作系统成功扛住全球最大规模的流量洪峰，一日成交额突破4982亿元，订单创建峰值达到58.3万笔/秒。阿里云也正在把这套“上云”解决方案向各行各业输出。通过推动云智能普及，助推千行百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在过去11年里，阿里云为数百万客户节省了超过2000亿元的运营成本。当然，这并不是“上云”的全部意义。张建锋认为，现在我们正从“云1.0时代”迈向“云2.0时代”，而从1.0到2.0最大区别就是，客户上云要解决的不仅是IT问题，还希望解决流程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甚至市场创新跟商业模式等一系列创新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组织都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撑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日渐深入，数字化的开发需求越来越多。根据国际权威市场调查机构Gartner预计，2021年对于应用开发的需求将达到所有IT公司开发能力的5倍。不过，随着云计算的普及，不仅硬件架构越来越灵活，也倒逼软件生态越来越敏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创新的技术门槛正不断降低，这让数字化转型在技术上更加唾手可得。张建锋认为，“上云”会带来一场“低代码革命”。低代码，简言之就是让非专业开发人员通过简单拖拽等动作，就可以完成应用的开发。这就意味着那些过去无法享受技术红利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们，可以更便捷地获得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和工具手段。让伟大和微小的创新同时发生，才会是一个颠覆过去的新格局。在过去的70年里，上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500万在沪人口，600多万辆汽车，217万家企业，12万公里地下管线，1.5万幢超高层建筑……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城市生活有多丰富，城市治理就有多复杂，让2500万在沪人口安全舒心地工作和生活，堪称世界级难题。尤其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了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更是扰乱了现代城市的治理模式。上海的管理者们很早就意识到，只依靠人海战术和传统技术手段，必然是“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所以，城市治理要“牵住牛鼻子”，就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超级城市大脑，把城市全面“数字化”，从海量数据资源中及早预见潜在风险，尽早应对。2020年初，上海市以“一网统管”为引领，开启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创新实践。在管理理念上，城市居民被看作“用户”，“城市管理和服务”被看作“产品”；在组织设计上，首创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下称“城运中心”），设计了城市、区、街镇三级架构。一年以来，上海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在寒潮应对、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应急响应中，在中秋国庆双节、第三届进博会等重要节日和活动期间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带着对上海“一网统管”的好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实地探访了上海市城运中心。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徐惠丽介绍，上海在思考“一网统管”和城运中心的战略定位时，市委、市政府给出了清晰的方向。依照全新的互联网视角，市民被视为城市的“用户”，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则是“产品”，要提升产品体验，就要解决城市日常管理的难题。阿里云智能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刘炜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上海市城运中心成立初期，相关项目组几乎每天和市城运中心负责人讨论城运平台的设计和系统的技术开发。“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市城运中心的大屏如何设计，通过反映上海全城的生命体征数据，实时了解城市运行中的问题。”刘炜说。采访当日，记者在市城运中心“一网统管”平台大屏看到，从“水电气”的负荷用量到交通实况拥堵路段，从城市环境实时指数到具体事件的处置流程等等一览无余。据介绍，反映“城市运行体征”的数据有1700多项，每5秒自动刷新一次，能第一时间发现城市运行中的风险和隐患。比如，进博会期间大客流人群会触发预警，孤寡老人家的燃气泄漏也会有系统警示。面对应接不暇的问题，市城运中心又如何应对呢？徐惠丽介绍说，“线上”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是第一步，还需要“线下”紧密协同处置。纵向看，市城运中心规划了三级平台的组织设计。其中，市城运中心负责顶层设计，加强对三级城运中心建设和指导。区城运中心向上打通市级，向下联通街镇，横向整合本区部门，统筹协调。街镇城运中心是信息收集的前端和事件处置的末端，重点处置城市治理的具体问题。而横向看，在日常城市事件处理中，市城运中心是各委办局联动协同的枢纽，各委办局是具体事务处置的承担者和响应者。但在城市紧急状态下，市城运中心将统一指挥和协调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层级的事务。采访中，徐惠丽对记者多次强调，“一网统管”要线上线下结合，要横纵协同。看得出，上海市城运中心诞生之初就深思熟虑，有了完整的组织保障和执行流程。此后的多次重大活动保障和应急事件处理证明，这样的制度设计行之有效。
2016年1月，上海遭遇“霸王级”寒潮。极速下降的气温让全市水路管线频频爆管。1月24日当天，供水热线被5万次求助电话打爆了。寒潮导致的全市水管水表报修多达23万起。仅崇明城桥镇一处水管爆裂，就导致4.5万户、10万居民长时间用水受影响。2020年圣诞节当天，上海市民再次收到“寒冷”预告——他们即将迎来近20年来最冷的新年。强冷空气将带来断崖式降温，幅度可达9℃～11℃。气象部门说，这是比5年前更为“冰冷”的寒潮。果不其然，2021年1月9日凌晨4时17分，平凉路渭南路口地下管爆裂。《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杨浦区城运中心听到了之后的故事。杨浦区城运中心接报后第一时间指挥调度，启用指挥保障系统，实时连线大桥街道城运中心值守人员，随时了解事件处置进度。15分钟内，大桥街道、消防、路政、水务等部门已及时到场开展处置。为防止出现大面积积水和道路拥堵情况，交警部门也到场维护路面秩序，保障交通。凌晨5时45分，受损管道阀门已关闭，现场积水也已排净，道路未拥堵。确定水管爆裂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沿用至今的水管严重老化后，路政与水务部门立刻进行抢修。9点左右，杨浦区城运中心副主任陈雷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连线大桥街道城运中心，了解应急预案处置情况。“对于水管爆裂的处置大家都有应急预案，所以当时只是确认了处置情况，了解居委会需要城运协调落实的事项。”陈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陈雷介绍说，按照应急预案，居委会首先会做好告知工作，安抚好居民情绪，让居民了解断水的原因以及最新处置情况；其次需要做好摸底工作，判断受断水影响的居民户数以及生活用水储备是否充足，启用小区内可正常使用的公用水龙头，必要情况下城运中心会联系属地消防支队备勤，以提供基本生活用水供居民洗漱使用。两小时后，城运中心陆续收到现场报告，“由于预案充分，应急用水等物资都很充足，所以当天断水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经过一番紧急抢修和水质检测，下午4点，管线恢复供水，路面也完成了修复。在这场紧急的爆管抢修中，水务、路政、交警、街道居委会、城运中心、消防部门密切配合，将损失降到了最低。徐惠丽介绍，虽然号称是本世纪最强的寒潮侵袭，但今年上海城市运行总体情况良好，水管和水表受损情况明显减少了，全市报修量不到2万件，对比5年前降低了九成。“前期在线下做了大量工作，社区把各项预防管理工作落实下去。此外通过数字技术，全市易出问题的点都在指挥大屏上有呈现，整个城市的地铁运行、公交运行、水电气供应，及当前抢修的情况都可以实时呈现，很清晰。在‘一网统管’的推动下，专业部门和属地部门线上线下多方协同、配合，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徐惠丽说。
上海市城运中心的数字农业监管可以做到每一块农田都有自己的身份信息标签
2021年除夕一早，上海市城运大厅内的工作人员已经悉数到岗，当日值班长、城运中心值守组组长锁晓东第一时间就坐在“一网统管”平台的大屏幕前。“我们希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利用数字化手段，为这座城市‘守岁’。”锁晓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今年号召“就地过年”，为了保障春节期间市民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阿里云支持城运中心建设了“春节假期民生保障系统”。在打通50个部门、185个系统、近千个应用的基础上，“一网统管”平台又对接了淘宝、高德、饿了么等第三方企业，动态地了解春节期间城市商业活跃度以及市民出行情况，协调各方工作。徐惠丽认为，随着“一网统管”持续深化，类似“春节假期民生保障系统”的创新性应用会更多，迭代会更快。因为城运中心平台可以接入各个部门的系统，城运中心和各职能部门，就像淘宝平台和店主。这带来了两个新变化：第一，职能部门的业务数据在平台上能实现资源流动。第二，平台上有共性的服务和管理事项可以集中处理，就像淘宝上的物流、支付一样，把政府管理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2021年新年伊始，上海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正式打响了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发令枪。如何建设智慧城市，运用最前沿的数字技术，管理好一座超级都市——辖区范围大，人口密度高，经济超活跃，上海的“一网统管”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在中华财险总部大楼内，一个为期1000天的数字化转型倒计时牌，格外显眼。中华财险（全称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1986年7月15日，是全国唯一一家以“中华”冠名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目前，中华财险整体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第五，农险市场排名中国第二。2020年6月1日，中华财险与阿里云宣布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构建新一代全分布式保险核心系统。此次双方在核心系统层面的合作，不仅开启了保险行业数字化创新的先河，也因为近7亿元的合作金额，成为国内金融云领域迄今为止的第一大单。这家拥有35年历史的老牌国企，希望开启一场快节奏、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近年来，一大批头部保险公司纷纷踏上数字化转型之路。中华财险此举打破了很多人对国企“决策慢”的刻板印象。
“变革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中华财险副总裁王永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早在2017年，中华财险便提出“数字中华”战略，但究竟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彼时还没有清晰的思路。直到2018年底，中华财险和中华保险集团新领导班子上任，发展路径才渐渐清晰。据王永祥回忆，2018年和2019年，整个保险行业开始加速朝着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而中华财险所处的市场地位也非常微妙，与主要竞争对手的保费收入差距只有约1亿元，市场份额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王永祥坦言，“如果不尽快做出变革，就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破不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华财险决定与阿里云签约，正式开启数字化变革之路。中华财险创新研发中心总经理胡岱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华财险的数字化转型规划，将分为三个阶段实施，2020年6月—2023年6月，按每12个月上一个台阶的节奏执行，即第一个阶段主要打基础，重点突破，实现能力的储备；第二个阶段夯实业务中台及数据中台，达到增能力、自进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完成基于数字化的生态体系建设。“公司领导层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上级公司也非常支持。”王永祥说，现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中华财险第一优先级的项目。既然要彻底变革，肯定不能在旧模式上缝缝补补。为此，决心已下的中华财险决定从最难啃的硬骨头下手——重构核心业务系统，以支撑公司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过去几十年，中华财险采用业内普遍采用的以保单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底层数据也不打通，早已不能适应行业竞争和企业发展的需要。而在跟阿里云的深度合作中，中华财险决定打造新一代全分布式核心系统，并引入创新的“中台”理念，打造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两个体系。中台理念由阿里率先提出。在过往实践中，阿里曾经利用数据中台技术，将数据资产业务化，推出盒马、聚划算、飞猪等创新业务。在保险场景中，淘宝平台上的退货运费险等创新险种，也得益于阿里数据中台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华财险也对中台寄予厚望。在办公室内，王永祥特地打开电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建设中的中台体系。据王永祥介绍，“双中台”的优势在于，未来如果需要开发一些新业务，只需调整“乐高”模块，不需改写底层代码，这既增加了调整的灵活性，又减少了调整成本，可以快速抓住市场机遇，并创新服务模式。按照中华财险的设想，通过打通底层数据，运行创新算法，未来险种之间可以形成服务上的联动。比如，某个地区出现洪水、冰雹等恶劣天气，出现大量车险报案后，中华财险可以马上启动该地区农业保险的理赔方案。“从等着农业保险客户报案，到未来我们主动去应对理赔，体现的是中华财险主动服务客户思维模式的转化。”王永祥表示，主动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将会是中华财险的新常态。目前，中华财险的数字化转型规划和路线图正在稳步推进中。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转型带来的变化已经清晰可感。“以前系统升级，往往需要停机部署数小时，而现在甚至10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技术架构的敏捷性非常高。” 中华财险信息技术部总经理陈小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陈小虎介绍，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华财险旗下包括车险报价、理赔资源管理、兴农保、农险GIS等17个重要系统顺利跑在了阿里云金融云上。在这些系统上云后，中华财险初步实现了承接海量并发、碎片式保险订单的能力，并且进一步打开了承接和定义场景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大门。去年“双11”期间，新保单签约出现峰值，一些业内企业出现了宕机的现象，但中华财险的系统由于已经搭建在阿里云金融云上，基本经受住了考验，成本还大幅下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整个公司的节奏和效率明显比以前快了。”中华保险集团兼财险公司董事长徐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疫情冲击和车险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华财险实现了快速增长，去年全面完成了董事会下达的经营指标。虽然数字化转型成效初显，但徐斌在欣喜之余则保持着冷静。“与核心系统改造相比，更难的是改造人的思维和理念、整个组织的惯性以及寻找创新商业模式。”为此他在内部反复强调，数字化转型要“久久为功”。3月18日，“国产奶粉第一股”中国飞鹤（06186.HK）公布2020年度业绩，营收同比增长35.5%。这是飞鹤连续第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6—2020年，其年复合增长率为49.47%。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在国内新增人口下滑的大背景之下，婴儿奶粉行业正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困局。但无论业绩还是股价，飞鹤却逆势上扬。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飞鹤成立于1962年，是中国最早的奶粉企业之一，目前正大踏步迈开深度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2018年，飞鹤决定牵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阿里云。吸引飞鹤的不仅是阿里云深厚的技术积累，还因为阿里巴巴自身在数字化转型中也有多年实践。双方的合作最初从数据中台一期（销售侧数据中台）的建设开始。之所以从这一点切入是因为奶粉每个月要复购一次，频次非常高，对存量用户的运营需求超出很多行业。过去只能靠人力来完成，费时费力，效率和效果却并不理想。但借助数字系统和智能技术来完成也并不容易，对数据有诸多要求。例如，数据标准必须统一。过去在供应商和飞鹤自己的仓库中，同一个物品的库存，可能以不同的名称存储，但一个字符的差异可能导致巨大出入。阿里云数据中台提供了数据“快”“准”“全”“统”“通”的能力，使得数据发挥最大效力，也使得企业运营能够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数据中台的价值很快被证明。2019年9月，数据中台一期验收上线后，飞鹤用户运营平台的月活年增长超过200%。事实上，飞鹤的数字化并非从2018年才开始。2010年前后，飞鹤便上线了用于产品追溯的复码系统，这是在工厂端较早布局的信息化系统。但飞鹤的数字化探索在初期也存在不小的缺陷：系统是互相独立的，各管一段的局部数字化无法发挥数据最大的价值。这也是目前不少制造企业数字化普遍存在的问题。“拿发货来说，订单在一个系统，发货在另外一个系统，就很难快速响应，及时处理订单。后来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单子，都要能找到一条龙的来源。”飞鹤信息化中心总经理冯海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此，在与阿里云合作前，飞鹤明确了“3+2+2”的系统化数字化战略，即以智能制造、ERP系统建设、智能办公等“3”个具体IT项目为依托，以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等“2”个中台为统一支撑，支持新零售和智慧供应链等“2”个核心业务目标的实现。2019年10月，阿里云和飞鹤的数据中台二期（供应链数据中台）启动。整个供应链中台建设涉及8个板块25个场景，包括成品库存管理、原料包材管理及优化、生产及质量管理、经销商管理、物流管理等。以物流管理为例，系统不仅可以通过产成品发货货龄分布情况监控在库停留时间信息，进行调拨及发运决策,有效平衡供应链供需两端及利用物流资源以降低物流费用，还可以为业务部门追踪成品库存，为后续形成决策依据奠定基础。“飞鹤一开始便决定对供应链和生产端进行数字化，我们认为必须要有足够的远见，才会在生产端引发变革。”冯海龙说。
比如，通过飞鹤的追溯系统，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后，可以看到每一罐奶粉的具体生产工厂、批次、工厂产线，如有需要，还可追溯到具体的牧场和奶源。再比如，和此前的复码系统不同，现在的追溯系统不仅改善了消费端的体验，对于生产端也颇具价值：通过追溯系统，飞鹤已经可以及时捕捉市场需求，实现小批量、高速度的柔性生产。除了消费者，飞鹤的各级管理者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变化。管理者既可以对比两个商场营销活动的投入产出比，也可以对比两个地区的销量变化，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拖拽整个集团的数据源，获得维度丰富的数据信息，支撑企业的精细化运营。更具想象力的变化发生在生产端。一方面，数据正在指导整个企业寻找经验管理无法达到的最优解。通过将工厂所有的设备、人员、资产全部导入系统，围绕整个工厂进行建模，并重新梳理整个工厂的原料入库、存储、检测，生产，产成品检测、存储、出库等流程环节，不断逼近最优解。在飞鹤的工厂中，数据也在发挥同样的作用。通过对生产线路的数据监测，系统可以自动判断线路的运行状态，排查故障，以前手工操作的投料，已经由系统自动投料取代，基于数据，系统可以精准控制投料数量，并对异常情况实时作出判断。如今，飞鹤已经尝到了数字化的诸多“甜头”，但数字化的更多价值，依然像水面下的冰山，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挖掘。要实现数字技术+产业经验1+1>2，并非坦途。事实上，飞鹤在和阿里云合作之初，双方也曾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例如，对于如何建设用户中心，双方最初有不同的认识。“互联网企业如果做用户中心，它的用户是指消费者，而传统品牌商的用户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经销商。”冯海龙说。对于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场景差异，阿里云新零售快消线负责人李小强也感受颇深。“当初设想的一些内容，在双方密切配合调研后，重新梳理和定义，最终做出调整，更符合飞鹤实际的需求场景，这个过程对于阿里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和进步。”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值得注意的是，飞鹤数字化不止局限在企业内部，作为行业领头羊，其探索已经溢出到产业链上下游。目前，飞鹤与战略合作伙伴打通了系统，上下游可以实时了解各个环节的产能、生产计划、原材料存储等，协同能力大大提高。每周日，三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梁稳根都会亲自主持一场集团会议，主题只有一个:数字化。会议规模达一两百人，会上12个事业部的总经理、工程负责人逐一向董事长汇报部门的数字化进展。作为国内最大、全球前三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三一的年销售额已超过1000亿元，大有超过卡特、小松之势。在世界各地的超级工程里，都有三一设备的参与。但三一早已不是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自从将“数字化”列为集团战略以来，三一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决心。在集团的五年规划里，工程师人数从3000名提升到30000名，而产业工人则从26000名减到3000名。过去一年，三一重工总工程师易小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推动了数据中台在三一重工的落地。一个堪称制造业目前最全场景的数据中台在三一建成，涉及营销、研发、计划排产、生产执行、质量监控、商务采购、仓储管理、客户服务系统、融资债券、财务人事等12个业务环节。数据中台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标配。通常来说，花三四年搭建都很正常。但三一相关项目组领了一份“军令状”：半年完成数据中台的搭建。梁稳根认为，数据是石油，要全力去挖，一个都不能丢。他把这层意思清晰地传递出去，公司上下所有人都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这在湖南叫‘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数据中台项目负责人、三一集团高级副总经理吕青海对《中国经济周刊》如是形容。在湖南话里，“霸蛮”是指想尽办法把一件事做成。为了把事情做成，三一重工找到了近30家厂商。最终，国内最大云厂商阿里云入选，与三一旗下树根互联合作搭建三一集团的数据中台。过去几年，阿里云在制造业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帮助汽车、钢铁等企业搭建了数据中台。但接到三一的这项任务时，阿里云的工程师还是感到了一阵紧迫。因为在三一重工，人人疾“慢”如仇。湖南的三一工厂里，一天有几百台设备下产线。在亚洲最大的智能制造车间——三一18号厂房，每45分钟就能完成一台泵机的组装。“三一速度”曾吓退过很多国外软件供应商。除了紧迫的时间表，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数据治理的难度也非常罕见。一般来说，中小型制造企业的业务系统不到10个，但三一重工的业务系统超过了200个。系统数增加了20倍，业务复杂程度的增加远不止20倍。数据工程师们首先需要把盘根错节的业务层层剥开，找到其中的要害之处。换句话说，得先成为制造业行家中的行家。李政权是阿里云的数据工程师，也是三一重工数据中台项目的交付负责人。他记得项目初期受到的质疑——“你不要跟我谈业务，肯定没有我懂”。不过几个月后，他就对核心业务的第二层、第三层都如数家珍。最终，项目组成员从12个业务环节中筛选出75个核心业务系统，形成4000多张任务表格，1.2万亿条数据。迅速转身跨界不只发生在阿里云工程师的身上。项目期间，三一重工自己也招募了20多名数据工程师，希望他们能成为三一数字化的内在动力。包括李政权在内的“数据老兵”也参与了对这些三一新员工的培训。“交付一个项目，留下一支队伍。这是制造企业与科技公司合作产生的奇妙的化学反应。”李政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要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没有价值，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效。三一重工的人均产值在行业内是出了名的，2019年人均产值超过了500万元。“人效奇迹”的背后是几次决定性的转型升级。2005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之际，三一将30多套系统集成到SAP上，对生产做更精细的管理。2016年前后的行业低迷期，三一又通过信息化系统将生产周期缩短至3天，实现两小时自动排程排产，并解决了海外代理商的管理问题。早在2018年，梁稳根就曾表示，面对工程机械和制造业数字化浪潮，不能实现数字化升级肯定就“翻船”，转型升级成功就会“翻身”。这也成为“一把手”狠抓数字化转型的一段佳话。2019年，借助信息化红利，三一的年销售额超过了1000亿元。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外部平台的成本和稳定性都成了问题。三一开始有了搭建自主技术平台的想法。过去，制造业企业普遍认为，IT只是一个辅助部门，但现在“IT引领”的观念正逐步形成，IT不仅可以降本增效，还可以“创造出新的模式”。“三一的数字化已经到了向数据要红利的新阶段。全域全场景的数据中台既重要，又紧迫。”李政权表示，“但更重要的一定是下一步，如何在中台上长出智能应用软件。”今年1月，在数据中台上线一个月后，三一重工的所有事业部都收到了梁稳根的一封邮件。这封邮件提出了两大要求:一是各事业部招聘7~8名数据建模人员、大数据分析员，提升人员能力，并形成CEO汇报制;二是各事业部制定数据洞察应用清单，每周上报至少两个智能化应用的需求。基于数据中台的“智能化战役”在三一内部已经打响，这又是一场非赢不可的战役。不到3个月，三一在集团内已征集到60多个智能应用软件的需求。第一个基于数据中台开发的智能应用软件与能耗监控有关。管理者头一回了解到三一的19个园区每天使用的水电量，可据此对高能耗设备重新排产，降低能耗成本。梁稳根曾将三一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期创业、二次创业、三次创业。对三一来说，基于数据的这场智能化战役不亚于一次“再创业”。创业者总有对标。三一这次对标的是谁呢?“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我们向特斯拉学习。我们也要做一家平台公司，建好了数据中台，未来要像阿里巴巴那样开放API(应用程序接口)。”吕青海说，“从长远来说，所有公司的下一步都是软件公司。”曾经的“华夏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成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见证；“雄安第一标”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展现出科技高效和低碳环保的“雄安质量”，不仅荣获建筑行业最高荣誉“鲁班奖”，也成了百姓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在全球亿万“云监工”的注视下，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仅用十余天便完成高质量交付，不仅是扭转武汉抗疫局面的关键节点，也在全球施工建造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中国奇迹”背后都有央企中建三局的身影。中建三局一直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建筑施工行业结合在一起，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为行业贡献数字化转型的样本和解决方案。2020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系统明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方向、重点和举措，建筑类企业被列入重点突破的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板，中建三局迎来又一重大的发展机遇。
“信息化都还没越过去，何谈实现数字化？”中建三局一公司董事长万大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建筑行业是非常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业务流程和体系又非常复杂，一些建筑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比农业还低，行业里普遍没有危机意识，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万大勇也是中建三局数字化改革的推动者。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阿里云的技术服务工程师说，“你们怎么挑了块最难啃的骨头！”以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项目为例，中建三局旗下70多家公司共同参与，现场有3万多名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实现有序且高效的协同作业，唯有依仗数字化的技术和手段。去年，中建三局平均在建项目1700个，以25万平方米的房建项目为例，平均每个项目现场要管理8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整体要并发管理近百万人，难度可想而知。其实，中建三局从事数字化建设已有10年之久，但多年累积下来的数据，需要有一个统一平台去沉淀，让每个业务、每个部门可以通过一整套数据标准连接起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进程都按下了“快进键”，也让中建三局的决心更加坚定。万大勇称，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是两件事，企业必须完成数字孪生的改造，才能进一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在云上复制出一套跟企业有形资产并行的无形资产，才能进一步挖掘数据的价值，从而更好地指导经营与生产”。以中建三局一公司为例，曾先后在多家全球TOP10咨询公司做过咨询，也考察了多家头部云计算公司，最终选择与阿里云合作。2020年4月19日，武汉解禁不久，阿里云的工程师们便开赴江城，在复工复产的第一时间启动中建三局数字化项目。但双方在“创新无人区”里的进展比想象中艰难，彼此不理解，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但也正是在无数的磨合当中，双方渐渐找到了方向，万大勇将其总结为9个字——“全在线、全连接、全服务”。“基于中建三局在建筑施工领域业务和管理实践中积累的丰富能力和经验，阿里云在云+计算+智能技术层面沉淀的强大技术体系，双方取长补短，强强联合，共同打造了新一代的数智建造系统。”阿里云技术服务工程师葛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介绍，数智建造平台是一个覆盖建造领域生产场景全链路、核心管控全流程和智能决策全视角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等前沿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借助全域数据、行业标准、制度规范、管控引擎四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实现建造类企业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智能化决策的标准化服务平台。云计算、物联网、AI、5G……“智慧工地”上汇聚了各种高科技，到处都是传感器、摄像头和机器人……这可能是普通人对建筑行业数字化的想象。在中建三局看来，数字化不是用来充门面的噱头，而是要能真正帮助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保障安全和产生效益，而且要在绝大多数场景下都能适用。以建筑施工企业最大的难题——人员管理为例。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建筑企业的成本有三块：原料成本大约占50%，劳务成本占30%，管理成本占20%。近年来，劳务成本和原料成本一直在上涨。因此，企业只有充分提升管理效率，向管理要效益。比如，在传统模式下，一名管理人员的理想状态是管理10名员工，如果为了控制成本，非要他管理上百人，那就只能牺牲质量和效率。但是，借助数智化的技术和手段，就可以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的前提下，实现更加扁平、高效的管理模式。中建三局希望从生产效率、人均产值上对标法国万喜、日本清水等国际一流建筑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在‘十四五’期间，对标一流，人均产值超千万元。”万大勇说。作为中国建设旗下资产最高的工程局、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建筑企业百强第一，中建三局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探索走在了行业最前面，因此也希望在数字化上给其他企业打造一个样本，为行业探索一个解决方案。“虽然和国外相比，我们的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数字化起步较晚，但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我们在数字化浪潮下是有机会弯道超车的，中国才是数字经济的热土。”在万大勇看来，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基石，在数字化进程中成为创新的探路者，既是应有的担当和责任，也是突破未来的大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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