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一百余年间的“海派”文化特色，通常被概括为“海纳百川，雅俗共赏”八个字。
其实，“海纳百川，雅俗共赏”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特色，为各地所共有，而绝不仅是“海派”所独具。如汉唐的长安、洛阳，宋代的开封、杭州，元代的大都、泉州……它们的文化也多如此。
《管子》云：“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老子》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袁宏说：“形器不存，方寸海纳。”
《大般涅槃经》云：“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悉投注……”
林则徐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文心雕龙》云：“隐括乎雅俗之际……”
苏轼说：“不惜阳春和俚歌。”
《菜根谭》云：“虽雅不能离俗。”
这些论述，均出于“海派”文化尚未生成之前。而近人朱自清先生撰《论雅俗共赏》，其时“海派”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巨浸，“海派”与“京派”之争更引起了当时整个文坛的轰动。但朱先生的论述，竟一句也没有提到“海派”。所以，“海纳百川，雅俗共赏”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特色，实为许多地方文化的共色。
“海派”的特色，首先“特”在这一共色所赖以生长的主客观背景。作为客观的时空背景，便是1840年至1950年这一百余年间的“大上海”；作为主观的人文背景，则是这一百余年间的“小市民”。
自古至今，一个城市的前面可以缀一个“大”字的，似乎只有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但“大上海”并不是指其空间地域的“大”。事实上，“大上海”的地域只限于当时的上海县和法租界、公共租界至多还有“半租界”的老城厢和“十里洋场”，即今天黄浦区的全部和徐汇、静安、长宁、虹口等区的部分。如此狭隘的空间，怎么会被认为是“大”呢？这便是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既有中国政府治理的华界，又有多个外国治理的租界，各自为政、互不干涉；而且无论华界、租界，“白道”的治理归官方，“黑道”的治理归帮会，同样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甚至帮会也有河井不犯的多个山头。空间不过“十里”，治理的系统却纷繁复杂，是故谓之“大”。这一特色，诚问古今中外的城市，有哪一个具备？从而，“海纳百川，雅俗共赏”的文化传统，也在这块土地上和这个时间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上海影视乐园再现的老上海样貌
自古至今，一个城市的主体市民前面可以缀一个“小”字的，同样只有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但“小市民”并不是讲上海市民的心眼小、格局小，而是讲他们的心思“活”，善交际。
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的战乱，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经济的发达，吸引了海内外的大批人流来上海避难、淘金。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揣着各自的目的来到上海，他们既没有户籍，也没有产业，多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寓民，华洋杂处，不类相聚——这是怎样的一道人文景观啊！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即心思活、敢冒险，不仅“跑得了和尚没有庙”，而且华界、租界、白道、黑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回旋的空间“大”得很，遂使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而冒险精神同时也是创新精神，所以上海“小市民”心思的活，不仅不同于乡村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民思想，也不同于其他城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居民思想。
过去有一个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我认为最能体现“海派”文化“大上海、小市民”的时空和人文背景特点。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楼房，分割出几十个空间出租——这便是“大上海”的缩影。楼房内的租客，有广东人、山东人、苏州人、宁波人等，也有洋人；有作家、编辑、教员，也有黄包车夫、码头苦力、妓女、报童——他们互为计较，相为包容。这便是“小市民”的写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取缔了租界、消灭了帮会，“大上海”的空间特色便不再明显。虽有了户籍登记，但仍然没有产业，而是合租在石库门、工人新村中而且煤卫公用，所以“小市民”的人文特色依然如故。直到多年后，上海居民陆续有了自己的房产，一幢现代公寓楼中虽然住着几十户业主，但这幢楼不再是“大上海”的缩影，楼里的居民也不再是过去的“小市民”了。
多年前的上海外滩
中国主流文化所生发出来的“海派”文化，具体又表现为何种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化的特色呢？论者每以鲁迅先生的“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凿凿有据地认作是“商业化”“商品化”，尤以“海派”绘画为典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绘画的“商业化”“商品化”亦不自“海派”始，如明代吴门文化的商业化、清代扬州文化的商业化皆已蔚然成风，这绝非“海派”的特色。倒是曹聚仁以“大家闺秀”喻“京派”，以“摩登女郎”喻“海派”更为贴切。我认为，“摩登”二字，正可作为“海派”文化“海纳百川，雅俗共赏”的“商业化”，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化“海纳百川，雅俗共赏”的“商业化”特色。
专论绘画的“商业化”，吴门画派以正人君子的矜持修饰为特色，扬州画派以不羁文人的粗头乱服为特色，而海上画派则以风流倜傥的摩登靓丽为特色。正因为“摩登”，所以能流行于华界、租界、白道、黑道之间而无碍；还是因为“摩登”，所以能风靡于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之间而裕如。
“摩登”一词，有时髦、时尚、青春、前卫、新奇、好看、魔幻、招摇等多个含义。这些含义不仅交缠错综在一起，无法把每一个单独地抽出来分析，而且更是动态的，就像当时上海所独有的霓虹灯那样流光溢彩。作为一个外来语，又被认为充分证明了“海派”文化中外交融的特色。
不过，“中外交融”作为“海纳百川”的重要内容，同样是中国主流文化悠久的传统特色，而决不自“海派”始，更不为“海派”所特有。如潘天寿先生就反复讲过：“（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就是混交时代，因其间外来文化的传入，与固有的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产生异样的光彩。”
摩登的衡山路
众所周知的便是，与西域文化的融合始于汉、盛于唐，与东洋文化的交流始于唐、盛于宋元明清，与西洋文化的往来则始于明、盛于清代民国。而根据刘向《列仙传》、宗炳《明佛论》和《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中国与域外包括西域、东洋、西洋的融汇交往，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很普遍，只是因为秦火把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毁灭了。
《山海经》所记载的四海异珍，我们以为是作者的天方夜谭，或许正是重洋渡来的真实记录；《论语》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夫子自道，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海外往来的事实。古干支中，以“甲”为“阏逢”，以“己”作“屠维”，以“寅”作“摄提格”，以“亥”作“大渊献”，等等，后人莫名其妙，或许正是《论语》中记公冶长所懂的“鸟语”。而19世纪以来，美洲的考古发掘中时有商周时代中国元素的文物出现，更证明中国文化“中外交融”的传统源远流长。
那么，“海派”文化的“中外交融”相比于一贯的传统又有何特色呢？我以为便是“洋泾浜”。包括“摩登”在内，像“克勒”（体面又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水百灵”（弹子锁）、“勃郎宁”（手枪）、“水滴克”（手杖）等词，作为“海派”“中外交融”的一个特色，都是当时上海滩各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用语。
而这，也正是“大上海，小市民”时空人文背景下，“海派”文化的“中外交融”区别于传统“大一统”背景下“中外交融”“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狄夷”所独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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