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乱世，人们朝不保夕之时，关于生死问题、生命价值的探讨就成了这一时期文学舞台上的主角。

而在我国古代社会中，魏晋南北朝是大动乱、大残杀、大分裂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年代。

在这一时期中，文人们开始借助各种文体抒发个体关于生命的情感与思考。

其中，志怪小说和鬼故事以其鲜明的民俗特征脱颖而出，成为讽喻生死的主要载体。

《礼记》载：

“人死之后归天地，是‘鬼’”。

这里所讲的鬼是离开现实世界的人，包含了人的灵魂不灭这一思想观念。这一观念自西周时就存在，为志怪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道教和佛教的传播促进了志怪小说的发展，丰富了志怪小说的种类，出现了许多神仙鬼怪、灵人异事的传说。

再由作家搜集记录，于是就产生了志怪小说，也就有了鬼文化的显现。

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是志怪小说及鬼文化产生的现实基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黑暗、朝廷更换最频繁的时代。毁灭性的战争接踵而至。

首先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战争，烧杀掠夺，残害生灵，造成了整个中原地区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

其次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战，他们之间相互残杀，导致十万多人丧命。

最后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长达130多年的混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浩劫和灾难。

在战争时期，北方的农民大批逃到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作农具，使农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

但东晋以来，土地制度建立，贵族的社会地位、权力高于一切，土地归于地主。

这就导致租税繁重，百姓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对现实社会感到不满，内心对统治阶级产生了强烈的抗争，掀起了农民起义斗争的热潮，但终以失败告终。

经历了层层曲折后的百姓精疲力尽，最终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幻想之中，通过神仙鬼怪的故事曲折地表达出来，这些故事被文人记录、加工便成为了志怪小说。

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成为时人最真实的社会写照。

面对死亡，人们开始对死后归宿有了强烈的探索欲望。

就这样，鬼文化从民间走向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风尚。人们对死后之事的思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心理，谈鬼说怪就成了当时的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具体内容都离不开鬼怪神灵，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多写神仙法术，其中夹杂着鬼怪，内容繁多，大多是想象的意象。

其中，鬼故事的流传、编撰，可以说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贫穷饥饿、病魔肆孽、愚昧无知等无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当人们不能有一个安定安详的生存空间时，就会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去想象美好生活，包括爱情、与病魔的抗争、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等等。

这些事流传久远深广，影响人类社会几千年，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形成的基石。

这一时期的鬼故事主要体现在人与鬼的相处中。首先是人鬼相互斗争。人们在面对死亡时，会感到很恐惧，鬼与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人们对鬼的态度是憎恨，觉得鬼是害人的，在此时期产生了人鬼相斗的故事类型。

人鬼相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捉鬼，另一类是鬼伤人。最著名的志怪小说出自干宝《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

故事讲述了宋定伯在遇到鬼后不害怕，还骗鬼说自己也是鬼，当鬼怀疑宋定伯太重可能不是鬼时，宋定伯又骗鬼说自己刚死是新鬼才重。

后来他机智问鬼怕什么，鬼如实告知他怕口水，当鬼因为他渡河时有声音再次怀疑他不是鬼时， 他又一次机智化解，最后把鬼卖了。

在这类故事中，人们不畏惧鬼，通过自己的智慧用一些方法战胜鬼。

客观上反映了人们的机智勇敢和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信念，具有积极的作用，鬼被塑造成了一副滑稽愚笨的特征。

其次是人鬼互相帮助。在人与鬼的关系中，人鬼互助也是一方面，鬼帮助人在志怪小说中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报恩。

如《幽冥录》记载的一个故事：

“项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卖衣市刀，图欲报仇。后手刃之于众中。（后略）”

项县有个名叫姚牛的小孩，才十多岁。他的父亲被乡里的一个人杀害了，姚牛就买了刀报仇。县衙把姚牛抓了起来。

得知原因的县令被姚牛的孝心感动，就设法开脱他的杀人罪，最后姚牛终于无罪释放。

后来县长有一次外出打猎，他追着一头鹿进了草丛中，可草丛里有很多老深井。就在他的马就要踏进井里的那一刻，忽然出来一个老人，举起拐杖打马。

马受惊就躲开了，因为没有追上鹿，县长命令随从拉弓去射那老人，老人解释了打马的原因。

并告知县长自己是姚牛的父亲，感谢他救了姚牛的命，特来报答县长的恩情。

这类故事多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讲求的因果报应在故事中完美地展现出来。人类帮助了鬼，鬼作为回报会在其他方面帮助人。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对鬼的看法有消极也有积极的一面。反映的是当时处在乱世中的人们对邪恶和灾难的反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曹操《蒿里行》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这句诗词很好的描述了人间的荒凉。这种荒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给人民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因为死亡的如影随形，使得很多幸活于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孤独，油然产生了对故人的思念及对生命的无限眷恋。

这种思念和眷恋在鬼故事中有一种特殊的表现。

就是在这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人们对自己及亲人的生命无法挽留的时候，只好借助于亡灵的再现来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及对生命苦短的慰藉。

如《搜神后记》记载“徐玄方女”还魂后活至八十多岁。字里行间充满着对长生的热望、对复生的种种幻想，灌注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在此种情形下，魏晋南北朝的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生死之际，更多地思考个人生存的价值意义。这种生命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生的留恋，一方面是死的超脱。

这两者看似矛盾，却是和谐统一的。关照死亡，使人懂得生活的意义，更积极追求生命的价值，更加珍惜宝贵的生命。

而这两种对生命的珍惜及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主要表现在魏晋人对个性、对精神独立的自觉追求上。

如《幽明录》载：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得如西南气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这条故事一方面表现阮德如见鬼不惧，敢于嘲弄鬼的精神，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他所特有的风度。

这说明魏晋时期有否定鬼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形象地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心地坦荡、傲然超俗的思想境界。

鲁迅先生曾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们想做奴隶都做不了的时代，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混乱。

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们像这样敏锐地感受到生与死的问题。

而志怪小说的出现和鬼文化的盛行，无疑是当时的文学作者们对生命的关注、对生死存亡的重视与哀伤，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慨与喟叹。

如今我们生逢和平年代，有许许多多的方式寄托情感，医疗卫生的发达也为生命提供了保障。

所以，科学的看待生命价值，坚定唯物主义，不走历史的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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