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我在人间的作者简介说起吧。

我给自己写的简介是“自由撰稿人”。因为当时人间的编辑让我写一个个人简介，我想写点什么呢？总不能写在校大学生吧，多没档次啊，就随便写了个自由撰稿人。

我是今年6月份毕业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为故乡立碑，为故人招魂”。实际这两句话都不是我的原创。

前一句话是来自我们陕西的作家贾平凹的《秦腔》，他说他就是用他的文字为故乡立碑，用这部小说记录故乡已经消失了的那些人和事；第二句“为故国招魂”是我抄自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人之一钱穆先生的话。

钱穆先生在1949年时，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也拒绝了共产党的邀请，直接到了香港，说他要为中国文化保存一个余脉。1989年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也是著名的学者余英时，写过一篇文章讲他的老师，说他老师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给故国招魂”，也就是传承中国文化精神吧。

另一方面，“立碑”它体现的是一种叙事，而“招魂”则比较偏向于精神和文化。

当然，立碑和招魂都是有所指的，只能对死人用而不能对活人。贾平凹就认为他的故乡商州已经死掉了，所以他要给他的故乡立碑。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从1949年之后有断裂的风险，所以他要给中国文化招魂。其实我也觉得我的故乡也在变，这个变是两方面——不仅仅是物是人非这种显性层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乡土里面有许多传承多年的精神文化，也在一点点地流失。

我在故乡生活了整整20年，4年前去天津上大学，和故乡就只有那么一小段距离，可这种感觉就已经变得特别强烈。后来在老师鼓励之下，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用来记录这些事情。

当然也感谢咱们人间栏目刊发了这些文章，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故乡除了这种精神方面的流逝，新东西的出现也带来了非常严峻的问题。像娶妻结婚、土地问题，农村里的邻里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特别尖锐。之前梁鸿女士写的《中国在梁庄》把这些问题写得特别清楚，虽然梁鸿女士写了，但我还是想用我自己的笔写故乡的这些事儿，所以我写了《23岁回家，我看了三十七个媳妇》、《盗墓者》。可能有些事儿有人觉得没有必要记录，它肯定会流失，但与其让它悄无声息地流失，还不如让它有尊严地流失。这是一个方面。

历史总是会以很多特殊的形式，比如用一些概括性的大词，把小人物的故事给抹掉。但是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觉得这是对个人尊严的抹杀，所以我想用自己的笔，记录底层人物的故事，大时代淹没下小人物的故事。所以我上一篇关注的就是从1959年到1962年，出现在陕甘交界处大逃荒的故事。（注：《逃荒的路上，我只想到了死》）

我的写作，也基本就在这两个方面。

我是山东聊城人，工作是给单位写公文搞宣传，吃公家饭。对其他领域也不是特别擅长，就说说体制内的生态吧。

我感觉体制内运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度非常森严，这就造成我们常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以及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有些人不只是要做工作上的事儿，还有可能连上司家里的事儿、亲戚的事儿、孩子的事儿，都帮着去做，这就产生了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有一段时期，我在我们单位领导对面办公，常会有人打电话问我，“局长在吗？”当时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耿公公。这是一个等级制度。有的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非常大，很多岗位安排给他的老乡。这也导致了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一个人说了算，那么市长如果不坐镇，工作就很难推下去，局长如果不出面，工作就很难推动。

再一个，它分三六九等，第一等公务员，再往下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又分全额财政拨款，拿财政工资的；然后是自收自支，再往下就是人事代理。这个编制基本上是固化的，待遇都是不一样的，不利于发挥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从另一个方面看，我感觉，“公务员”这个词现在有点被污名化。因为我接触的这个群体中的这些人，或许并不比其他的群体的素质低，也不一定比他们坏，只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这个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很容易犯错，就可能给事情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就显得很坏。其实这里面我接触到很多精英，在学识、品质方面都很优秀，而且一些基层的公务人员是非常辛苦的。

我在体制内的写作，和给人间的稿件自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公文写作时，你是一个木偶，得完全服从于上司的思路，服从于这个事件，开什么会就写什么讲话。其次，文字是不带感情的，即便有，也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没意思，很枯燥。

而现在，我希望从那种状态中挣脱出来。

说老实话，我虽是一个木偶，但这个木偶还是有点思想，有点脑子，常常自我审视。所以我常常会想，自己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的事儿对纳税人有意义吗？对我自己有意义吗？意义不大。

所以我感觉特没意思，这才开始写人间的稿子，相对自由地表达自我，传达善意。

今天沙龙的主题是从读者到作者，其实我算是没经历过读者阶段。

我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基本上从大学就开始进媒体实习，毕业了就跟着以前凤凰周刊的主编工作，辞职之后就自己写稿子。人生经历非常凄惨，一直写东西也非常无聊。

我特别推荐一会儿大家听一下李若老师的介绍，因为她有着我非常羡慕的一种工作状态。她真正的在“工友之家”工作——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在中国，开展跟工友相关的活动有多难，在政治组织上有多尴尬，而且是做很实在的事情。

当然，在人间，我确实是从读者变成了作者。我最开始是通过投稿邮箱，然后就从读者变成作者了。

大家好，我是索文。前几天，燕妮和思铭就让我准备了，说要参加一个见面会。我自己年纪相对来说就比您（耿永立）小一点。所以现场念不如烂笔头，我就照稿念。

去年，第一次在人间推文，那个时候真的蛮忐忑，以为自己会像电视剧里面那些，一集就领便当的配角。没有想到责编思铭会向我要其他稿件，也没有想过关大会发微信给我鼓励。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写作对我来说只是兴趣，一种自娱自乐的爱好，在工作之外，追剧、看书、玩游戏之余，另一个“杀”时间的利器。

36岁以后，我像一个老人一样耽于回忆，总是纠缠于身边的人和事。

从去年下半年起，我决定写浏阳故事，差不多是每周一篇的进度，渐渐就攒了十多篇。去年年底起，开始一篇一篇地在“人间”推送。这个过程中，人间编辑部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关大与思铭一再地鼓励我拓展视角，去采访，去做新的尝试。于是我战战兢兢又走出一步，开始写长沙故事。

很久之前，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个小网站上一起厮混，写着各自的东西，相互指正，偶尔吵吵架，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偶尔写个故事接龙，多是无疾而终。我们有各自的工作，写作只是无聊时的调剂，让生活能有些格调，让彼此因共同的兴趣，显得更亲近一些。

那个网站叫“尚书屋”，在2002年左右建立，网站里的常驻，都是最早在网易广州社区文学版厮混的那一批人。人生有很多机缘巧合，十年以后，我又回到了网易，并有幸预见了“人间”。

我在这个平台里写字，也在这个平台里看到人间百态。燕妮的《握不住眼泪的村庄》，社社的“西北”，永立大哥的“美人”，诗如的“老团长”，钟穗慧的“老人系列”，还有鹏波的“乡土”， 修琪的“那些年，我崇拜过的男孩”，圆润的述事和悲悯的情怀，不断地吸引并打动我。

每个人笔下犀利，却待人平和。作者与作者，编辑与作者之间，都在传递一种平等与善意，关大写信与我讨论一个从前教的标准字如今怎么就成了别字，燕妮跟我说她是怎样被催促着，挤出时间写《琴凳十年》，责编思铭闲时跟我聊着生活琐碎。我更结识了许多作者与读者朋友，这半年来，所有的相识与相知，会让我开始觉得一个最初的兴趣，能坚持到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件坏事。

最后，讲两个故事，有个读者这样说：“索文的文章里总有善意。”但事实上，我看到的，并不止这些。

第一个故事：我原来的单位，旁边是一个改制后的厂区宿舍，住着不少下岗工人，一条小巷进去，巷口常有一个老太太摆摊，卖红油鸭肠与卤味。鸭肠不错，卤味一般，我常光顾。老太太是爱干净的人，衣衫整洁，头发一丝不乱，背着个黄书包收钱用。

他慈眉善目，话不多，偶尔脸上会有淤青，别人问她，她也不讲。她就住在巷子口的一楼，有一天，她被她的儿子打倒，被拽着书包带子从房里一直拖到屋外巷子。

旁人把她救下，摁着她的崽要报警，她倒反过来拉旁人，儿子跑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儿子好赌，没工作，时不时回家要钱，不给就打。那天就是要抢她的包，她不肯。

之后一年冬天，老太太死了，灵堂就摆在巷子里，她儿子披麻戴孝，一个劲地嚎，旁人都说，老太太是愁死的。

第二个故事，也是说的一堆下岗职工。老头老太太，儿子在外地，两口子在家门口摆了个面摊，做早餐。旁边就是拆迁的工地，早餐量足，粉面都有，鸡蛋现煎，桌上还放了自制的紫油姜、酸刀豆。老太太会做，汤是豆豉熬的，越煮越香，卖得也便宜，吸引了一些工人来吃。

有一天，一个工人忘了带钱，请别人会账，不肯。老太太心善，给免了。

第二天，又有忘带钱的，老太太想免，老头不肯了。那人约定，第二天带钱来，老头答应了。

第三天，欠钱的没来，又有人没带钱，老头去问，没带钱的人一梗脖子：“在你这吃这么多回了，少结一次会死啊？”

第四天，早餐时，有人又要赖帐了，说：“免得他们的未必（方言：难道的意思）就免不得我的，他们长得好看些？”

老头进屋砸了煮锅，把煤灰撒的到处都是，小店关张。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最近，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新闻，一个厨师切了自己的手指，当作工伤，被老板调监控拆穿，一审判了三年。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善与恶是一样多，我只是自己可以选择写什么，所以我希望能够传达多一点的善意。

我发现我是唯二写稿子的人。

周四晚到达北京，第二天发现天气很好，天蓝色和砖红色的城墙一比对，整个城市显得特别高阔舒展，我走在老巷子里面，就觉得整个北京的城市细节铺面而来。

我觉得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活细节其实就是非虚构本身。

我在“人间”上发的稿子《小企业主之死》写于2015年，就是事件发生之时。当时故事的主角之一，单翔他到报社里面来找媒体求助报道。因为本身题材敏感性，再加上整个舆论环境其实一直都在收紧当中，我心里也必须清楚，发到传统媒体上的可能性很小。但我当时给他一个承诺，会写一个网络供稿。

整个采访过程很不顺利，政府部门相互推诿，或者是置之不理，他们家的处境非常艰难。事情已经发生了四年多，中间找很多家媒体报道过，但是都被压了下来。这四年，也差不多耗光了他们所有的精力、时间和信心，这家工厂也从一个示范工厂变成了一家荒草丛生的废弃之所。

他是2015年8月来找我的，9月份单翔就离世了，他不是自杀，是在家中猝死，当时距离他父亲自杀只有57天，不能够说跟这个事件没有关联。

我花了一周时间，写完了这个故事，但是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调查报道。后来我发到人间，编辑给到一些写作建议，希望更加中立一点，所以我就又重写了一稿，删掉了一些，也增补了一些。

2016年7月的时候，思铭对我说稿件可以发，当时已经是晚上，我也吓了一跳。心里觉得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等于说这个事儿终于有了落地之所，难过的则是，人没有了，也没有看到这一天。后来我在网易看到客户端推送跟贴到18万，但我估计阅读量可能有个上百万吧。应该有这样一个量。

出于一种很侥幸的心理，所以我去跟单家打了一个电话，单翔的弟弟跟我说，再过三天，父亲的遗体就要火化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冥冥之中一个天意吧。一个搁置了一年多的稿件，忽然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出来，而尸体火化了可能就跟这个事情一样也就淹没无声了。发出来之后，忽然有一些关注性，可能这个关注性不会很多，也没有一些切实的帮助，但这也是他在这个世间留下的一些痕迹吧。

我知道很多可能写非虚构的作者，其实原先就是像我们一样是从记者出身。因为从特稿到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中间需要转换的渠道不会很多。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写作，是没有经过读者的阶段。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坚持“铁肩担道义，辣笔铸文章”的职业理想。

但事实上我写了六年，发出来的稿子并不是很多，没有多少人看过我的稿子。虽然我一直都想着自己要去为那些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发声，去说一些不能明见之事，去谈论一些不能明见的法则。但其实你真的身处到其中，就会发现非常困难。

而当我进到媒体之后，整个媒体就开始衰微了。一是没钱了，然后就是新媒体不停涌现，这个行业就更加落魄了，记者收入也很低。收入一低，很多人才就流失，我很多做调查记者的朋友不再干这行了，有很多都去炒股票了。

但当我看到“人间”征文，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非虚构平台，媒体关注度也很高，像李老师、耿老师这样一些民间写作者参与写自己的个人史、悲欢史，我觉得特别棒。

其实我对于非虚构的理解，觉得这还是属于文学的一种，文学和报道之间的界限一个是关注事件，而文学应该还是要关注到人和人性上面。

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一个东西，他说“我觉得你始终到不了一个文学的高度，因为我觉得你缺乏对一个人的关注。”我说我关心啊，我不关心他们我干嘛写。他说“对他们的关心并不代表你对人类的关心。”我觉得他讲的其实是挺有道理的。

当年纽约时报评过一个特稿奖，那篇人间也发过，叫《坠落的人》，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篇非虚构。它讲的事件非常简单，就是讲一个知名记者抓拍的一张911的照片，在整个坠落者坠落的过程当中，去寻找这个隐名者的一个身份。本质上这个人成为了一座精神上的丰碑。

非虚构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一个是经历了一个后现代的碎片之后，可能大家还是希望从现实生活中去抓取力量。当你身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会发现，虚构和想像，跟不上现实裂隙的速度。相比非虚构，反复想像都有点黯然失色了。

如今，大家的口味似乎也都有点重，仿佛你不耸动，不死个人，不出点什么事情，就没有人去关注。但其实生活本身，它有很多特殊的一些诗意和烟火。我们更多的关注在这个上面，事件就在你身边。

我是工友之家的外联。昨天晚上，我表弟给我发微信，问我“你准备好了没有？”可能他感觉我在这几位作者里面是最弱的一位。

去年的时候，我们工友之家会组织讲座和学习小组来给我们讲课，其中就有一个文学小组，当时我没有参加，后来人间的沈老师到我们那边去约稿，我们组织里的一个小姑娘就问大家要。我就把我之前写的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动就给她了，也没抱什么希望。

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娘说那十篇稿子就发了我的那一篇，我好像就有点信心了。

我们工友之家，是一个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的组织。所以我一直写小人物，比如打工的、或者是农村的弱势群体的，那些高大上的，我也写不出来。

我的第一篇稿子，其实就是写我身边的人，我堂姐。她在新疆打工，认识当地的一个小伙子，那时候他们已经快谈婚论嫁了，可堂姐检查的时候说她得了卵巢囊肿，不能生养，那个小伙子走了。

我姐从新疆回来，对象也不怎么好找了。在农村，一说生不了孩子，家里也不怎么样的，就很难了。后来一个姨给我姐姐介绍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不在乎什么生不生，就说以后抱养一个吧，我姐姐好感动。

我姐姐其实蛮好，一米七，个子高，挺苗条，我姐夫很壮，有点黑，有点胖。

结婚不久，我姐姐竟然怀孕了，她心理很不平衡，感觉命运在开玩笑，早知道能生就不会和姐夫结婚了。小孩一满月，她就到了我们家，过年的时候，也不回去。走到半路时，我姐夫就来接，我姐姐就像看不到一样，一直着往前走。我看到挺难过的。

其实我也要感谢燕妮，因为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胡乱堆在一起的，是她帮我捋顺的，辛苦了，谢谢。

我很紧张，我有社恐。

刚才听其他几位老师讲，尤其是刚才李若老师讲完，我第一个感觉特别强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从很早之前就失去了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力。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在将近十年的大都市的白领工作中被磨灭了。

可能，我每天感觉到的就是眼前具体的事，我看到的人都好像不太真实，因为他们都是分布在我将要处理或者即将面对的工作事务之中。

直到后来，我从读者变成了网易人间的作者了，才有了一点点好转。就像我在介绍里面简单写的，我在“尝试以写作在无聊之中看快乐”。这其实是感受，因为我觉得实在太无聊了，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电影看太多了你也会觉得全是套路，然后谈恋爱谈得久了也是套路。

上班，大的小的，好的坏的，勾心斗角也好，或诚恳的工作方式也好，各种事情都都经历完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狭隘。

那没办法，你只能看点书，自己想办法写点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怎么从读者变成作者。我觉得这个事儿很简单，但是做的时候，也会发现非常难。

你要说简单，比如说，我推测在座的各位，每个人的现实条件、生活状态，肯定都比李若老师那边的工人朋友，或者是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地方的人都要好。所以，想要变成作者就只需要坐下来就行了。

但，这就跟我们小时候每当想写作业的时候，你就会想等会儿，我凑个整点开始写一样。桌子怎么那么脏，作业本不整洁，削个铅笔削尖一点，发现还是没有整点，再一看整点了，《大风车》开始了，看完再写吧——拖延症大家都知道。

可想想看，作家卡佛年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他很早就谈恋爱，妻子怀孕，他高中没毕业就赶紧出来结婚，而且一口气生了好几个孩子。那时候他刚刚20岁，或者还不到20岁，而且家里本来也没钱，他一无所长，只会写作，理想就是能够写出来长篇巨著。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白天得打三四份工，只有晚上深夜时哄完孩子睡觉他才能坐下来。安心地坐在那儿。

一夜之间，或者是在半个晚上能完成的只有短篇小说，而且他要写得很短。他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硬着头皮写，后来他就写出了那么多小说，还有诗歌等。

那时候，我时常在年终总结的时候，算算自己一年看了多少书，看了多少电影，然后给自己定个计划——“你明年有卡佛忙吗？”接着就热血沸腾，回家过完春节，过完春节回来之后，就跟胡适日记里写的一样，“今天打牌了很后悔，明天一定去图书馆努力读书，第二天还是今日与友，打牌通宵……”

所以，我觉得自己从读者变成作者就是这样，一开始觉得很简单，但是后来又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深有感受，只要大家尝试过写东西的。但你写东西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自己。

我从高中时就开始拿稿纸本写日记，跟别人不一样，我写日记是从早上五点半上早自习开始的，我就写现在我在干嘛，然后一直写到晚上下晚自习，基本上一天都在写日记。

我就是在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记录当时我的生活和我看到的人：今天英语课，这个傻X老师又怎么怎么着了；然后今天哪个姑娘又过来跟我聊了两句，我又想了啥……会把所有的东西记下来。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上大学。

应该是大二或大三，那年我回老家，遇到一个表哥。他比我大了一岁，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他跟着我妈，我俩住一间屋子，穿一样的衣服，穿一样的鞋，一块儿上学放学，人家都说我们是亲兄弟。但后来他没上高中辍学了，我去读了大学，基本上就没太多交集了。

那年回去遇到他了，他当时已经在少林寺学完武术，当完兵回家转业，也不知道自己干啥，每天骑着摩托车和一帮当地的狐朋狗友玩。

见他之前，我就听说了他的状态，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和一个曾经亲密、如今却变得有点陌生的人聊天。在不同的生活分隔的太久，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想，要不就伪装一下。

我买了一包烟，一到那儿就说：“抽烟啊，哥。”我尝试让自己进入到另外一种生活之中，他好像也有点尴尬，说，“你咋抽烟了，你好好上学呢，大学生还抽烟啊。”

然后他就带我去跟他的朋友玩，就像小时候他带着我去看黄色录像一样，我很开心。他带着我去喝肉汤，骑着摩托车大冬天的带我溜着我们县城的湖跑。

当时我就忽然感觉到，为什么之前写的东西总会觉得跟别人是分隔的，就是我觉得别人那些普通生活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但就是从表哥带我喝羊汤开着车绕着湖跑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这是我自己有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有问题，因为过去我太关注自我了。

回去后，我就一直琢磨着，我应该写我熟悉的事儿，不管是我记忆里熟悉的人还是我身边熟悉的。

如果说一个人他能从自己关注自己内心，转向对外部世界关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开始写作，或者他写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

其他的我觉得不能叫无病呻吟，而是那些东西是你自己情绪延伸出来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作品该重点写的东西，大概是这样。

李若：索文老师，你写作的作品时有哪些困难，还有你写作的灵感是从哪儿来？

索文：一开始，我写作其实会有点难度，就是我也不知道非虚构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所以，我的编辑侯思铭过去甚至会要求我的浏阳系列，每一篇必须要有年份。为此，我甚至去问我从前的那些邻居、亲人，去翻自己的日记——好在我有比较好的习惯，就是从小学一直写日记写到2007年，后来就变成周记了。有一些东西在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痕迹，然后根据那些痕迹去做索引，大致就可以锁定一个年份和一个季节。

至于说灵感，所有人最开始都是从自己身边的开始写起的，就好像我们迈出第一步，身边的事情都是耳熟能详的，凡是能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那就是可以写的，至于说怎么提笔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这个灵感的基础之上，再去尝试采写。

索文：我也问一个问题，耿大哥，你怎么保持公文写作之外，自己文字的活力的，像《美人出走》画面感极强的文字，你怎么做到的？

耿永立：我刚才也说了，我虽然是做了一个木偶，但是我的脑袋还清醒，我自己在做什么，“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时刻是在看着自己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没有完全变得麻木，然后我还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阅读习惯，这应该得益于此吧。

还有一点，我也有点小天赋。从小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每一任语文老师都读我的作文，这也算有点小天赋吧。

提问：那么，非虚构之间的比例和决定是怎样？

冯永斌：其实我没太听懂，你是说非虚构写作里虚构和非虚构的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提问：对，它们之间有界限吗？

冯永斌：那肯定全是非虚构啊。

提问：我指的是，你不可能拿录音笔记录下来每一个对话的细节，事后再想那个时间会消磨掉一些。

冯永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是一个从个人感受转化成文字的过程，其实就像刚才索文老师说的那样，是一个概括，概括式的记录，总结式的记录，但是你也不可能把长沙话，把方言原汁原味地记下来。这其实就是选择，对于你看到场景，人和事的选择，就像拍镜头，你选择的是最后要编辑和剪辑的工作。

你每天经历那么多事儿，选择了哪些事，哪个人，哪个时间段，哪个题材，然后你再做故事的时候还是选择，你说刚才说的多少成分失真了，我觉得是伪命题。

因为，一个人的文风形成，和真实的细节具体有多少差异，多少是编的多少是真的，只需要考虑一个前提——他所描绘这些人的场景是不是真实发生过，每个人的话，真实性是否有过改动。

打一个比方，我之前采访一个人写了一篇稿子。我纠结的是，这个人跟我聊天时说他当时正处于一场官司中，如果我写出来，就相当于提供了不利于他的证据，从他的个人立场上讲，这件事儿是不好的。他请求我是否可以去掉或者修改。

可是，如果扭曲了事实，就对这个作品造成了伤害。可我的当事人，我很同情他，觉得他不应该遭到不公的对待，所以我就隐了事实。

我不去虚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张玲玲：我想知道大家说的好标准是什么，文学它的好坏其实这个界限有的人看不出来，像你们写作的人应该有一条线，每个人的线的标准是什么？

耿永立：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没有太去想过。我对自己的要求的话，首先就是三观得正，就是一种写作初衷上的良知吧！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一种悲天怜悯的情怀。我觉得你写的那一篇《小企业主之死》就很好，把自己抽身出来了，而不是把自己扯进去。这很好，其他的我还没想好。

索文：我觉得好的标准，首先你必须得有一点点文采，另外我阅读这篇作品我会有什么情绪，悲伤、愤怒、失望、惆怅，你想传达给我的我接收到了，这很重要。这是我的感觉。

李若：我觉得好文章就是我看完之后，知道你在写什么，如果看完之后不知道说了什么就不是好文章。我很简单，就觉得能连贯到一块儿去，没有多的字，那样就行了。

冯永斌：其实刚才李若老师只是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说出了我对文字最基本的一个审美标准，就是——说清楚了。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想各种文字的时候，其实根本做不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把一个事儿说清楚。

文字上面我觉得越少越好，没用的任何字、词、句子都删掉，用最简洁最有效的方式把事儿说清楚。这是第一步。其次是说这个故事是不是有意义的，是不是表达了某一种情感，我觉得这是其次，如果第一点你都做不到，而去追求后面那些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是虚的。

所谓的意义，不是你能赋予一篇故事或者人物的，而是你把这一件事儿，把这个人，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意义应该是来自于故事本身。王晓波说：“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方砖，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拍一下就没了。”

杜修琪：我完全同意李若老师的说法，另外对三观正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理解，三观正的文章不是特别好看，我就特别喜欢三观不正的文章，一些跟政治特别不相关的东西特别有趣。

为什么一个东西强调它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它太好玩儿了，大家不断想探讨一些关于突破伦理的东西，真的非常有趣，因为都是真情实感。三观不正的文章自己看，别让别人发现自己在写就可以。

马鹏波：我对文章的评价标准比较严格，我认为故事和文章不一样。单就故事来讲，作者应该尽量把自己抽出来，因为讲故事，满心都是自己，很容易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带进去。但是故事是讲给别人听的，不能自说自话。

文章，我觉得一个好的文章最起码应该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有才情，第二个是有结构，然后是文章的节奏感。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句子和文字是会呼吸的，文字之间读起来，肯定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有的文章你觉得他写得好，但是你读起来特别累，这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篇好文章的时候，我就拿起来读，有一点小感动，我就觉得这个文章非常好。

侯思铭：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大，什么是一个好的故事，作为读者和编辑我的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

我作为一个读者，对好故事的评价标准会是很主观的，它毋庸置疑，就是让我想重复读，无限读，没有任何时间流逝会让它的价值失效。如果是一本书，我就想买下来；如果是一篇文章，我就要把它保存在不会丢失的地方。

但作为编辑，这可能是一个选稿标准问题了。

首先人间选稿的标准，最核心的永远是真实性，那么故事的价值就不能单纯通过初稿的文笔如何去判断。编辑可以就每一篇文章帮作者反复修改，有故事价值的内容是可以被提炼出来的。这是一点。另外我希望最终呈现出的文章是精炼的，故事的推进结构是有节奏的，素材是有选择的，不要让冗余的东西抹杀了故事本身的价值。

我常会问作者一个问题：你这个故事到底想表达什么？其实就是跟刚刚冯永斌说的例子一样，我们俩都是受麦基叙事的影响，一篇文章你想要表达的核心应该是可以被一句简练的话概括出来的，当许多来稿作者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应该知道怎么写了。

沈燕妮：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是读者，是编辑，同时也是作者。

人间原始的稿件，和发表出来的样子都有不同，作者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可能一开始，自己写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此，或者想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这样，可编辑为什么会这样改动？这就是一种选择。

我特别认同刚才马鹏波老师讲的节奏。对于人间来说，还是需要承载互联网媒体的阅读规律，我们当然会放两三万字的长文章，但就整体栏目而言，我们会有选择地发表一些轻重缓急不同的作品，比如说索文老师整体作品风格是比较舒缓的；李若老师的稿子叙述性很强，就像隔壁的大姐姐在跟你讲述；马鹏波老师的文章兼具散文和古典文学作品的叙述节奏；杜修琪老师的文章现代感比较强。每一个作者身上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节奏，编辑在确定了风格和节奏之后，才能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读者。

最后，我自己也是作者。对我来说好的文章首先是写作的人心里要善良。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被批判的人，你心里其实需要想想，他真的是一个所谓的坏人吗？对和错的区分到底有没有那么明显？比如李若老师的文章中，因为不能生小孩就抛弃了姐姐的那些男孩，他们错了吗？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坏人”？

我觉得首先我作为作者，当然也作为编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大家，人间发出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善良的，都能告诉大家，我们身边的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好，虽然它没有很好，但是我们可以让它走在一个变好的过程中。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的一个原因，也非常感谢各位作者和读者。

主持人：我还想请一个人来回答张玲玲老师的问题，在座的我看到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编辑。

理想国纪实馆主编罗丹妮：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完全没有准备，我今天就是作为一个特别普通的读者来参加这场活动的。

首先各位读者非常令我感动，我很久都没有在一个写作沙龙的现场听到这么质朴的话了。大家今天讨论的就是写作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没有什么概念、理论，以及大词，没有，在这里大家分享的都是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感受，这让我非常感动。

说到好文章，其实我最近几天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首先我一开始就有一个标准，我认为可能跟刚才呈现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我的意义就是说那些被淹没的普通人的声音，我们再去听到它，发现它，这个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

我自己所做的选题中有一部分，说实话他们的文字并不好，我读起来的时候会有困难。他的节奏感，或者说文字会冗长，但是我还会写一些这样的书稿，就是因为揭示的故事和角度和这些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刚刚冯永斌说的，“它打开了别人的生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认为这些书是我爱做的。

另一个标准，其实好的稿子特别单纯，就是文字特别好。我觉得文学应该是超越真实的，它纯粹就是给你提供了一种阅读上的好的感觉，这种我认为也是好稿子。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一个多元的标准。

但我最最赞同的是最后燕妮说的那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怀着极大的善意去书写，读者也要怀着极大的善意去阅读，这个还是最核心的地方。谢谢，很感谢能来到现场。

提问：我想问一下冯老师，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更多想写的人和事，还是想像现在这样写吗？

冯永斌：其实这个有计划，写我身边的人，我刚才讲到了我那个表哥，我当时第一个冲动就是，我之前老想，靠，没啥写的，自己编小说编不出来，压力巨大，看的好小说太多了，所以根本不敢动笔，怎么办呢？后来发生那件事儿让我觉得，资源宝库就是我自己的故乡还有那些人，还有我以前熟悉的小伙伴们。

我当时给自己文档里写一个很牛逼的标题，叫《我的十个老表》，我觉得我每一个老表都可以写出一个很牛逼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成长过程，我写出来，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会让我的世界焕然一新，也会有成就感。

那些老表有的在监狱；有的已经挣了很多钱，成了暴发户；有的还在挣扎天天跟老婆吵架，快要离婚了；还有的老表是感觉智商不够，可能受骗了，出去打着工就找不着了……各种事儿都有。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把他们传奇化了，他们不再是我的老表了。

还有我家里打麻将的那些人，我小时候特别烦他们，我拎着菜刀乱挥，被我姨妈弄下来。当时我妈找了个大神跟我跳，在我脸上抹了很多朱砂，给压下去了。我小时候很讨厌他们，但是后来见到他们，我觉得特别亲切，我觉得是他们构成了我整个生活。因为我的回忆是他们组成的。

杜修琪：提问，麻将不是塑料的吗？

冯永斌：对，我就拿一个刀慢慢剁。一剁下去就一个印，我就使劲剁。

后来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其实比我更有意义，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挖掘内心的事情，写东西什么的，或者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每天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我觉得白领工作跟李若老师说的一天装34000个螺丝钉的工人没有任何差别，我一天做一个编辑，一天做100篇网络新闻，起100个新闻标题而已。网易新闻的同志肯定有体会，天天看网友评论去删，其实也是机械的，还不如一个工人一砖一瓦地建一个房子。

最后，我打算花点时间做好玩的事儿，在一个叫魔宙的公号上。当然可能你关注后会觉得这些啥玩意儿，这不是扯淡、造谣吗？其实这就是我和小伙伴们尝试用另外一种形式——半虚构——因为有一些事情或者是真相我们碰不得，也没有办法真的拿出来，可能网易也不愿意发，到时候发了编辑就失业了。

如果说思铭和燕妮催的不紧的话，我可能在网络上出现的机会不多，你们可以催，因为魔宙@人间这个感觉特别棒。

提问：因为我对索文老师的文章比较熟悉，所以问问索文老师，您写的文章是围绕着现实生活而展开的，故事虽然停止于那个句号和省略号，但是现实还是在不断进行推演，你对主人公接下来的可能性，句号之外的事情是否有过一些思量？

索文：是这样子，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我大概36岁以后才开始回忆，像一个老人。我写的浏阳系列，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回忆，不会去想从前，不会想以后。就像耿大哥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公务员，20岁看到40岁的样子，但是我不想，没啥意义。实际上我真正采写的就是一篇，摩的司机，他将来可能还开摩的，可能做别的，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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