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委会理事长，曾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主编撰出版《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互联网与国家治理蓝皮书》等著作。
沈燕妮：关于“奔跑在数字时代”主题征文，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您怎样看待互联网对于生活的影响？
张志安：有三句非常生动的话，可以概括出大众传媒的变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媒介技术革命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生活中有媒介、生活在媒介中、媒介即生活。
“生活中有媒介”，这个媒介主要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主流媒体。在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面，人对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变动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这些大众媒介完成的。媒介是我们观察了解社会的一面镜子，很多时候媒介也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我们的“媒介拼图”越完整、越全面，对于社会的了解可能就会越全面。
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变成了长在身体当中的重要一部分，手机背后是一个移动互联的世界，这个移动互联世界创造了人类大规模同时在线、同时交互的场景，人随时随地处于连接当中，使得我们从“生活中有媒介”进入到了“生活在媒介中”。
数字时代，或者我们讲“数字社会”或者“信息社会”，在当下最典型的表现特征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高度媒介化了——
这种高度的媒介化表现为深度的网络化，我们通过手机、移动互联跟整个社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连接，人与人、人与物都处于一种无处不在的连接状态当中，这种状态使得原来很多客观存在的物理、时空障碍都变得非常容易跨越，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的边界变得模糊。
而且在不断连接的同时，人又在创造着一个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由此引发了关于真实和虚拟的讨论。今天，我们其实处于一种真实即虚拟、虚拟又真实的环境当中。从空间的角度，原来人主要就是生活于现实的物理空间，我们日常所处的校园、街道、城市、国家等等都是物理空间。同时，我们还会在意内心的心理空间，思想自己是否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精神世界又是怎样的境况。
但是，数字社会带来了一个新的空间——“信息空间”，或者我们叫“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既深刻地改变了人的心理空间，又连接了现实空间，同时对现实空间和我们的心理空间进行了一种新的建构，影响、形塑着人的认知。数字社会使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介中，但是技术的变革太快了，去年引发关注的元宇宙和今年热议的ChatGPT都预示着人类正在奔向下一阶段的媒介发展和日常生活——全面数据化的时代正在来临。
当每个人都数据化，每件事物都数据化，所有日常生活的交往都通过媒介，以数据化、智能化的方式进行连接的时候，连接本身就变成了生活的重要存在形态，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探讨和研究。
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数字社会、网络时代，正在从“生活在媒介中”奔向“媒介即生活”阶段，所以当我看到“奔跑在数字时代”主题征文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关键词就是“加速”。
“奔跑”这个词会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加速，而这种“加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在数字社会的方方面面。过去经常被提及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连接和交往的加速，但现在每个行业都在这种加速的状态里。
以媒体领域为例，内容生产智能化极大地压缩了图文信息、视频的制作成本和创作时间，使得各种讯息以最快的时间到达。所以在我们新闻传播领域中，“时间”本身变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研究传播的加速。
反观自身个体成长也是一样，重新回望少年时代，那时我们接触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传播主要是通过阅读和熟人间的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信息的接触方式都是一致的，你会感觉时间是相对缓慢地在流淌。可今天的孩子处于一个“信息海洋”世界当中，他们可以通过主动的检索获取信息，同时检索背后的算法推荐使得他们既可以在海量的数据里学习知识，又可以跟其他有相同兴趣的知识群体进行互动。
今天一个高中生脑子里所储备的知识量，可能比我们当年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还要多。因此你会发现不仅年轻人对知识的获取在加速，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也在加速。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产业经济结构都因为数字化的手段在加速运转。比如国家现在倡导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跟实体经济融合——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实际上就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帮助实体经济快速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以更高的效率让买家和卖家进行匹配，以更智能化手段来进行生产控制和管理，所以电商、物流行业飞速发展，你会看到基于平台经济推动下整个社会都在加速运转。
而从日常生活的感性角度，我所看到的加速主要体现在人的情感交流方式上。
过去我们说从前车马慢，我父母那个年代或者更早之前两个人相爱，当他们相隔很远彼此写信的时候，一封书信的来往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等待的过程有点痛苦，但是也能获得快乐。人与人之间可能要三五个月才会有机会见面，相爱的过程是需要等待的，多么不容易。
而现在通过社交网络，人们可以快速地彼此了解，网络热聊、约会见面，感情的建立和推进也都在加速。所以我觉得数字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系统都在加速地运转，高效地进行匹配，然后精准地基于数据驱动，实现整个社会的智能化控制。
沈燕妮：从写作本身出发，您觉得数字时代的写作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相比之前的写作有哪些变化？
张志安：数字时代的写作，既有“快”的特质，又对“慢”有了更高的要求。
所谓快，是针对写作的口语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写作的门槛变得很低，快餐化的写作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写作和记录。微博、朋友圈这种载体将我们原来所说的话转化成一种文字形式记录的写作；现在很多人还有一种习惯，即便和别人身处同一空间，也更倾向于用手机发送文字来沟通交流，而不会面对面沟通或打电话，似乎担心电话沟通的方式是一种叨扰，会给对方带来心理负担。
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用文字“写作”的频度相比过去大大提高，“写作”变成日常交往的一种常态，呈现出更多口语化和社交化的特质。写作变成了一种高频的社会交往，一种高频的日常行为，使用频度提高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减速”有了更高的要求。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人们对于在电脑前认真创作的非虚构写作，或者是长篇文章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在适应了快速写作思维之后，长文写作需要人们更多的沉淀和积累，这种文本区别于日常口语化的交往文本。那么我们到底要通过写作表达什么，就变得尤为重要。
过去的很多写作是私人性的，书信、日记，人们记录在本子里，并不需要马上跟别人分享。但现在人们也会有一种发表的需要，普遍渴望自己的文字能够被阅读、被点击、获得反馈，这种对写作即刻反馈效果的期待使得我们对故事的要求提高了。
故事到底应该如何来建构？故事叙事如何表达、如何有个人的语言风格，特别是这样的文本会和哪部分受众发生关系？过去我们写作的目标感不那么强，投稿被采纳的概率和效率都很低。而今天文章发表的门槛低，发表后的故事会迅速地跟可能触发情感共鸣的那些人发生关联，因此写作的对象感可能比过去更强了。
理论上，公众书写成为了常态，每个人所面对的技术门槛都是比较低的。从微博时代到公众号时代，写作的技术门槛在降低，而这对写作者来讲意味着：要在这种井喷式的众人所进行的书写当中胜出，恐怕需要写作者有一种更高的自我要求。
所以我觉得数字时代的写作从发表数量上在“加速”，从创作层面也在要求写作者“减速”去思考、积累、沉淀，写作的技术门槛在不断降低，但内容质量要求又在不断提高。同时，以写作所进行的交往变得非常高频，而写作促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要求变得更高了。
沈燕妮：您提到的这些我们在人间平台的工作过程中都深有体会。从创办到现在的8年间，人间平台的理念一直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写非虚构作品，从投稿中我们也感受到作者们强烈的表达欲望。
但从目前的发稿情况来看，我们确实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读者对于稿件的质量、真实情感的抒发、选题的把握、作者呈现的细节精度等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对于编辑来说，很多我们当天推送的稿件，编辑都是在不断地去捕捉、思考、揣摩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意图。但我们能从每天后台的留言中看到，读者们的眼光是很毒辣的，表达也是很直接的，很多人直言不讳地评论说文章某些部分写得太浅了、或者感慨作者还是太年轻了或者是很直接地表达自己对文章的喜欢，文章下作者与读者反馈互动的质量和频次都很高，有时这甚至是编辑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张志安：这可能是一个栏目耕耘了很久以后，逐步从一个栏目演变成为一个社区或者是社群，平台写作者和运营者、读者之间慢慢形成了一种信任关系，也产生了一种对作品的共同期待和反馈机制，彼此之间的情感连接比过去更紧密了，所以在文本之外又构成了新的个人的表达创作。这些被精选出来的评论，再通过读者们的点赞、转发、评论等互动方式，共同构成了这个作品完整的传播过程。
沈燕妮：是的，每个作品都不单单只是被发表出来，有了更多人的阅读与回复和文本本身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完整的拼图，评论像是拼图最后的那几块，如果没有，似乎这个拼图就不完整了。
张志安：这其中一个简单的解读方式就是一种情感结构。通常一个好的文本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它触发了一个群体或者更广泛群体在这个时代或者社会当中某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它可能是焦虑的，可能是痛苦或是喜悦的等等不同的情绪。而这种情感结构因为人们能够共情，所以人与人能够“共在”，进一步促进了共同阅读、共同表达。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说“文章的评论有时候甚至比文章还要更重要”。文章本身可能只是一个作者的个人故事和记录，但是当有很多人对文章进行评论的时候，群体的共同情感连接就产生了，这种情感连接能够从一个个体走向一个群体、走向更多群体，甚至再走向整个社会。
沈燕妮：对于像「网易人间」这样的公众写作平台，在筛选稿件的过程中，您认为情感的共鸣是不是应该放在第一位？或者说，您自己对于一篇好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有哪些您比较看重的评价维度？
张志安：情感共鸣我们可以说是平台或作品的一种连接人的手段和形式，人们基于情感产生共鸣，才会有一种共同的阅读体验。但在情感的基础上，我还希望平台或者作品中具有超越情感的部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和认识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
现实社会运转太加速，社会情境太复杂，这些不同的作品能不能让读者通过认识一个人，去认识一个阶层，认识一个群体，进而去认识这个复杂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认识这个国家，认识这个全球社会中的中国和中国身处的全球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更关注作品在情感共鸣基础上认知共识的建立和社会意义的增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非虚构作品中超越个体性的、超越于私人表达的这种公共性价值才会更大。
沈燕妮：在您看来，数字时代、数字社会中有哪些值得记录和书写的？
张志安：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关键词，我觉得最值得书写的是“连”和“接”。
我们通常会把“连接”作为数字社会的一个主题关键词，在人们的天然想象里，“连接”是一个一体的表达和状态。实际上数字社会中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连”是否就意味着“接”呢？很多时候，“连”和“接”是分开的。数字社会中人们面临的很多具体生活问题也与此相关。
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比如现在人们通过社交网络很容易与他人建立联系，随时随地可以加上别人的微信或者关注别人的社交账号，但本质上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此从弱关系变成强关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账号我们给他人发消息，对方并不一定会回应，人与人之间并不因为彼此有了这种社交媒体上的联系，就能够真正地建立起内心的结合和真正的关系。
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其实是一个需要通过各种社会资本进行跨越的过程。同时，人们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添加了很多朋友，很多人的网友、微信好友可能有几千或上万，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倒感到越来越孤独？因为社交网络并没有在现实里变成日常生活当中对人情感的支援，或者让人更有自我的身份认同，更强的社会融入。从情感层面来说，人与人之间是“连”了但未必“接”。
与此同时，我们整个社会又不假思索地拥抱“连接”现代性。三年疫情，我们看到非常典型的是有很多的老人、弱势群体好像被数字互联网抛弃了，他们没有办法快速地掌握健康码等各种数字化的使用习惯，进公园、打车都变得很不方便。目前提倡手机的适老化改造，推进年轻人的数字反哺，帮老人去适应数字化的生活。
但整个社会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忽略了一点——人们是否拥有不“连接”的权利，或者说这个社会是否永远有一部分人是无法“连接”的。即便使用智能手机，但并不会使用相应的功能，或许一些老人并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真的把数字化嵌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因此我们要去反思“连接”的价值和“连接”的可能，以及探索是否在一切皆连接的可能性背后人们拥有不连接的权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对个人来讲，信息的连接未必带来现实空间当中的连接，也未必增强了自己心灵的情感连接。而对老年人来讲，社会中这种数字手段的连接依然存在盲区，有“数字鸿沟”。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即数字化连接所带来的隐私边界问题，关于公与私的边界的讨论，特别是涉及到我们的家庭和私人空间。
今天进入家庭，我们在任何一个空间中的一举一动，其实都被一定程度地记录下来。进入到亲密情感关系的互动当中，很多时候手机对我们注意力的夺取反倒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阻碍，影响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面的亲密交往。
这些公和私的边界、人和人之间距离感的改造，都是数字社会带来的。我觉得从更宏观的国家角度来说，数字中国、数字融合、产业发展、平台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等话题，其实很多是精英参与其中。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讲，他们最真实要面对和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数字社会如何影响了自己连接的现代生活，十几亿人都受到“生活在媒介中”的影响。
还有一类故事应该是比较稀缺的，但是我不抱希望一定能够在参赛作品中看到这类作品，但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我认识一些互联网的创业者，他们在过去 10 年、 20 年的时代大潮下都经历了内心的跌宕变化，曾经壮志凌云，但也曾经饱受争议。他们的业务依然扎根中华大地，但同时也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正在推进业务的全球化，个人的财富自由已经实现了，他们自己仍在中国一线城市带领团队和管理公司，亲人则未必在国内，可能常在香港或者在新加坡。
我认识一些互联网的创业的大佬，在经历了这 20 年的数字化变化，在财富自由之后，面对新的人生价值和新的人生安排，其实我很好奇他们内心是怎么看待数字化的问题的。那一代的互联网大佬，他们现在基本上都纷纷退居二线，从事公益或隐身于幕后。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中国硅谷的企业家故事”要让他们自己来写的概率比较低，但会不会有一些IT行业的作者或者报道从业者，能够加入到比赛中来写写他们的故事。
有一个很好的选题是“那些互联网时代消失的 IT 英雄”，那一代创业者当然是曾经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镁光灯下，然后现在退去，那么这些幕后的创业者，他们今天在干什么呢？他们的生活怎样？又是怎样看待数字时代与自我？
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关心的选题，聚焦那些突然间被网络流量关注、然后改变人生的普通人的生活。有些人是被网暴退群了，有些人是突然间获得流量并在短期内成功变现、但很快又失去了流量，陷入落寞。
我也特别关注普通人是如何被卷入流量，面对流量，以及如何处理当时的情绪的，是如何处理兴奋，又如何处理寂寞的？被流量推起之后，他们往后五年、十年是怎么走的？我觉得这个群体也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关注，如果他们能够拿起笔来记录自己被流量裹挟，又被流量抛弃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故事类型。
沈燕妮：还有过去 20 年中涌现出了一代代的“网红”，有些走到现在的初代网红，还有很多每一年都会涌现的让大众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他们好像过了某个事件之后，就在公共空间销声匿迹了，但这些人肯定还是还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些让人留下过深刻印象的网红，或者如果你自己经历过的网红生活，都是很值得记录的。
张志安：但这种议题的设想也带有我们自身的偏见和认知的局限，最好的办法是就是没有边界。
网易人间这次的征文主题是“奔跑在数字时代”，那么我们去思考“奔跑”背后到底是主动的加速，还是被脚下的这个跑步机所带动的加速？在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还有停下来歇一歇的可能？这个“奔跑”的速度是否是我们内心可掌控的？我相信这些问题多多少少都会在投稿中得到一种回应，真正去挖掘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逃不开这个时代主题。
这样的写作其实也在为历史留下重要的档案，大家可以设想 100 年、 200 年之后，人们重新看中国这样一个被互联网所加速的社会，除了大事记、英雄的记录之外，互联网是怎么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改变普通人的生活观念的？
这种生活史的记录对未来的时代理解今天非常有意义，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公众书写，把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微观的政治和微观的文化记录起来。这也是若干年之后，若干个世代以后，人们重新认识当下的数字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份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日常生活史的记录有其很重要的时代记录价值乃至史学价值。
沈燕妮：本次“奔跑在数字时代”征文非虚构赛道的一个子主题是“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期待作者们去挖掘并记录数字社会中的行业变迁，线下传统实体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及这种转变对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从业者能够去记述、表达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您认为有哪些值得深入挖掘和思考的方向呢？
张志安：这个话题如果从职业角度出发，确实很多人深受其影响。
比如因为线上电商的发展引发了大量线下实体店的倒闭，那么这些店主是如何在转型过程中重新把产品放到线上销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电商的主播；电商老板的生活又是如何被淘宝、拼多多、抖音、快手等平台所影响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同时因为线下实体店的衰落，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发生了变化。实体店并不仅仅是具有购物的功能，它还有审美、消费、公众进行社区讨论的作用，人们会走出家门进入这些实体空间之中。而今天实际上因为线上数字化手段的普及，城市里的这种线下实体空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城市还会通过公共财政支持手段不断地建设线下的实体书店等实体空间。
还很值得关注的是数以千万计的数字劳动从业者或规模过亿的互联网平台相关从业者。我们谈到“数字劳动”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数字化（媒介化），是指传统劳动形式、但其背后的组织手段是数字化的，比如外卖小哥，还有那些在不同平台上切换接单的网约车司机，表面上他们从事的劳动形式跟原来一样偏体力劳动，但是他们工作中的时间在加速，送每一单的时间从 45 分钟到30多分钟再到 28分钟。还有一种就是数字化（媒介化）劳动，是指完全依托于平台展开的数字化劳动，比如短视频制作者、主播等内容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方式本身已经被数字化了。
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数字劳动从业者，这个群体的故事都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但总体来讲数字劳动从业者的能见度还不够高，他们职业权益的保护、职业身份的认同、职业社群的互动并不广为人知。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个案的书写，而且这种个案往往会比较悲苦或者说故事的主人公命运会比较灰色。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数字劳动群体创造了大量的灵活的就业，这是一种新的工作形态，这个前提也是值得关注的。
除此之外，大家也非常关注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关注所谓的“”35 岁现象“。不少大学毕业生除了去政府部门、央企、国企之外，会非常优先地选择去大厂工作，被高额的薪水所吸引，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陷于 “996” 的加班甚至是付出健康的代价。
人到中年 35 岁可能又会面对大厂现在每年经常有的 10% 或 20 %的战略性的人员或者业务调整。这些年轻人他们比较快速地积攒了相对的财富，进入了中产阶层。但平台企业必须顺势而为，根据市场运行状况来“瘦身”或战略性调整，可能又会让他好不容易维系的大城市中产生活，可能会有一种往中下层转化或堕入的可能性。
传统行业的跳槽也是存在的，只是这种跳槽带来的生活境遇和收入变化不会像互联网行业对人生活影响那么大。互联网行业的快速迭代、行业里知识的更新速度以及人到中青年以后可能所面对的能力和体力的下滑，带给人被淘汰的威胁感会更高，从业者可能会感受到更大的岗位转换或者行业转换带来的一种不确定性。这一代经历移动互联高速发展、享受到红利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更快地感受到了行业迭代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对他们生活造成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和感受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记录的时代图景。
面对这种变化，他们终将还是需要有所适应。在互联网上他们往往不会得到太多的同情，普通公众依然把这个群体当成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获得者，所以当他们的热闹过后、收入下跌的时候，普通草根依然会觉得你们是高薪阶层，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群体更需要自我疗愈、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
我最近看到了很多相关主题的非虚构作品，其中展现了很多大厂员工在经历裁员之后的韧劲和自我适应能力，我接触到的包括我的学生当中，也有从大厂回流到传统事业单位工作的，都还是有比较高的韧劲和适应力。也有极少数特别难以适应这种生活变化的，比如某知名 985 高校的硕士，还是位前记者，曾经也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过，最近在送外卖的故事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我觉得它是极少数个案。
观察这些行业的变化，我深感中国各个行业真正的数字化转型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些在早期数字化行业变革中积累了一定专业能力的人，他们的数字化能力适当降维，在很多的传统行业依然是有用武之地的，甚至比原本的传统行业从业者更有竞争力。一份中产的生活对他们来讲并不难，只要能够适当地调低预期，甚至不一定要扎堆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那么重新适应也并不难。
涌向北上广，真正能够进入到互联网产业核心地带工作的人仍然是少数。大部分涌向中国一线城市的还是二代或者三代的农民工，其中很多人从事着相对低端的服务业；或者从事收入尚可，但以身体透支、保障不完善为代价的工作，他们构成了低技术门槛的数字劳动者群体。
以我自己的接触来讲，我打车时经常会跟网约车司机做一些交流，我发现他们所面临的城市融入比他们父母那一代更难。一方面，他们日常生活已经深深地扎根城市，完全离不开城市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收入不能支撑他们在一线城市真正地扎根，比如买房和入户。
一代农民工主要在城市打工，但他们还是要回到故土；而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想回去故乡了，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痛苦。故乡回不去，城市又留不下来，所以对这一代的被数字生活改变的年轻农民工群体，我觉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面对更尴尬纠结的生存处境。
沈燕妮：按着您所说的，我们再往下延伸一步。城市是由人组成的，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和感受，很大程度上直观地影响到城市的形态和城市社群的形态。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变革，您认为城市会被怎样改变呢？
张志安：城市的改变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面，都已经非常直接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整体的表现特征就是加速的城镇化，特别是中国中小县城的城镇化速度大大加快。
中国整个的城镇化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城市化阶段是学苏联，最主要是把北上广这种大城市、东北的工业城市建设起来，更多是能源驱动、国家发展的一种方式。紧接着第二个阶段大城市的发展被适当限制，中小城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乡村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乡村城镇化的速度。第三个发展阶段发生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主要是通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些城市群来带动整个的区域城的发展，推动整个中国区域经济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你会发现，区域城市群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人们越来越多的汇聚到了区域城市城，形成了一种跨城的生活。以珠三角为例，可能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就在广州彻底扎根，吃住行都在这里，但家里条件差一点的，可能就是奔波于东莞或者佛山；上海跟周边的长三角城市一体化也是这样的。今天城市发展的变化通过代际的变更，年轻群体的涌入使得城市市民某些保守、排外的特质正在被逐步去除。
以深圳这种 “来了都是深圳人”的理念更新，城市变得更加开放，这个城市的常驻人口年龄结构极其年轻，所以总体来说城市开放度是增加了。但你会发现在不少城市里面，社群和社群、阶层和阶层之间各自的内部相处和隔膜其实都比过去变得更强。比如在三亚、珠海，穷人和富人、东北人和本地人，他们都形成了移民社区或者迁徙部落，这是数字社会交通便利所带动的。
过去我们很难想象海南、三亚变成“黑龙江省三亚市”的现象，广东的很多地方也陆续在发生这个真实的变化。迁徙、流动，不同族群间的区隔，我觉得比过去有所增强。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发展就是矛盾的，我们既感觉到它更开放了，但这些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面的族群又会变得更加隔离。这个距离好像是因为城市开放了而变得更近，但实际上因为人们生活方式和阶层的差异，人与人之间反倒又变得更远。
沈燕妮：确实如此，数字化技术使得我和老家的人变得更亲近，可以随时分享交流，但未必能够使我和邻居或住在同一个街区的其他人更亲近。人们是更有选择地把自己的想要维系的阶层和关系固化了。
张志安：社交网络连接最好的一种替代，就是使得我们跨越了原来所处实体空间的距离来保持原有的人际关系。过去在城市里打工的人跟家乡的连接是非常松散的，人们通过打电话、一年一次的春节过年返乡来维系感情，保持连接。
今天我们随时可以通过微信和视频来进行连接，这种连接使你在跨地域时融入城市的陌生感减少，因为你发现自己依然跟家乡共在，但带来一个问题：这是否也会影响你线下的城市和社群融入。你或许不太愿意跟其他人相处，因为你会非常容易继续跟你的老乡保持这样一种联系。
我有一个学生，她现在在英国读博士，曾经研究过回到家乡湖南乡村做电商直播的网红群体。一些年轻人在深圳学会了数字技术手段，学会了直播，回到湖南乡村，住在县城里，每天回去直播爷爷奶奶和自己熟悉的故乡，收益很可观。然后他们又把当地的农产品通过电商来推广、售卖。买他们产品的人很多都是湖南籍的老乡，不少人购买不是出于对农产品本身的需要和价廉物美，而是出于乡愁。他们在深圳打工，通过购买家乡产品，看到家乡的直播，他们会感到很亲切。
数字连接的手段很多时候是基于不同的社群，形成了一种个人的或者一个特定群体的信息结构。精英、大众知识分子和草根、白领、公务员和老年人在社交网络中的信息结构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化的信息结构或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社交网络的功能和模式。
我们很希望通过非虚构故事去看到个体之间的数字生活差异，同时捕捉这些个体背后群体他们的信息使用结构，或者是基于社交网络、社会资源网络的社会关系模式。
我个人特别期待这类作品，希望通过透视一个个普通个体故事，去展现出同样生存在数字社会里的群体的信息结构和社交生活差异。我个人感觉这种差异是极大的。
比方说就我接触到的公务员和政府官员们，他们不少人的朋友圈要么是空白的，要么只转发时政新闻，他们在社交网络上个人的能见度是极低的，因为个人能见度越高，越展示私人生活他所面对的风险可能也越高，所以他们的社交形象管理是比较神秘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媒体人这个群体普遍处于焦虑中，他们所在媒体自建客户端平台的内容传播影响力在下降，用户数量在减少，于是社交网络几乎成了他们争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来源。所以不管是出于主编强迫要求转发，还是自己主动转发，媒体人的社交平台充斥着他的工作信息。
老年人更是如此，微信有“看一看”这个产品功能，能够精准识别受众。一些老年人生活中接触到的高频短视频内容，基本上都是配有比较大的字体和字幕、比较响的声音。他们沉浸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种会比较关注宏观的威胁，即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威胁，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一种是比较个体性的死亡和对生命的威胁，他们活在焦虑或恐慌心理中。而这些内容的获取就在老年人的世界里，很多人是几乎完全接触不到的。
我也关注到少数利用朋友圈做微商的人，他们到底是怎样对那么多的熟人推荐自己产品，是怎么来使用社交网络来为工作进行流量转化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他们在数字社会展现出不同的信息使用结构，而结构背后回应了他们各自的连接关系以及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勾连。
我这两天读到一篇文章，很多人在过去三年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亲人，其中有 10% 的人是很难走出失去亲人的创伤的，这样的作品增加了我对于那些个案背后某个群体的总体性了解，对我们认识社会的多面性、复杂性非常有帮助。
基于互联网，其实我们越认识社会的复杂，越能对他人保持同理心，越激发我们内心的柔软和善良，特别有利于克服我们内心的偏见，或者是不假思索地给出判断和结论。这使得我们在私人相处中对他人更加宽容，更懂得彼此理解；而从公共性角度也使得我们对社会的参与、治理保有反省之心，是在人性复杂性、社会多样性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建设性的考量。这样的非虚构写作可以在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之间建立关联。
表达本身是建立对话，或者说建立连接，建立共鸣，建立一个认同的基础。很多现象，很多感悟如果没有系统、生动、完整地表达出来，很难被别人深刻地、深入地所感知到。
认真的写作才会有认真的回报，系统的写作才会有系统的触达，深入的写作才有更深入的交流，我希望这次的征文比赛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这样认真、系统、深入的作品。
沈燕妮：作为评委，您期待在本次征文中看到什么样的作品？在评审入围作品时，您会更注重作品的哪些方面？
张志安：从阅读体验来讲，作品的语言、创意、叙事结构都是比较重要的。但我感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内核。所谓的“内核”指的是这个故事给人带来的启发是否具有独特性。
因为提到非虚构写作或者说特稿的作用和价值，通常有三个指向：第一个是指我们复杂的人性，好的非虚构作品应当让我们对不同的人有了更加复杂性的理解；第二个是独特的命运，很多人会遭遇离奇的、多舛的、反常的这种社会经历，记录下来以后会让人感到非常的好奇、震惊；但还有一种非虚构写作指向了人类的文明或价值，它会在这个意义上更有启发。其实不管是复杂的人性、独特的命运，还是人类的价值，我觉得最终还在于这个故事所能承载的启发性和反常性有多大。
我更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管是从它的形态还是它要表达的价值来讲，是有一定的新意的。它不是对过去我们熟知的世界、熟悉的一种经验事实或者价值的简单套用和解读，那种让你读完后又再次印证了自己原有认知的作品。我期待的好作品是能够打开一种新的认知，带来一种新的启发和想象，可以是熟悉事物的一种不寻常启发，或者是不寻常事物的一种寻常表达，所以我还是蛮强调故事的“新”的。
进一步阐释这种故事的“新”，过去新闻价值中有时新性、趣味性、重要性的要求，这些有些适用非虚构，有些不适用，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觉得是适用的，叫显著性。显著性简单来说，过去指的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现象它外在能够让你观察到的状态，就像100 个人的舞蹈不如一万人的舞蹈那么震撼，一栋楼的倒塌不如一座城的倒塌来的震撼，这是外在的。但今天我们对显著性的理解还有在于这个事件本身所具备的那些要素，是否能勾连起人们普遍的精神和情感共鸣。
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体貌似从社会地位或者影响力来讲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却能够带来一种显著的效果，故事当中所包含的那些要素能给人带来一种眼见、沉思、拍案而起等基于情绪影响而带来的某种启发。所以我对非虚构故事的“新”，主要是指故事是否具有个体表达背后的一种显著意义。
这种“新”有三个层面：第一是新的信息或者新的故事，读到同样一个行业里没看过的类似个案，会让人耳目一新；第二种是指一种新的启发，作品中蕴含着一种新的价值，读过后会让人对一些问题有新的思考；最后是新的知识，你原来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但读完这个故事背后，你可能对背后的群体有一种新的认识。
所以不管是新的故事、新的信息、新的知识，还是新的价值或者新的意义，都在于作品能够让读者有一种新的收获。所以我讲的这个显著性，倒并不是希望这种个体写作中运用很多夸张离奇的内容，而是追问一句：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具有一种怎样的社会连接的可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这个连接就经由“我”去连接他，再去连接更多的“他”。
这个连接放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它是一种信息的连接和互通，而放在非虚构写作当中，是单个文本的表达和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好的非虚构表达就要提供 public connection （公共连接）的可能性。作品是在讲述个人的故事，但是又不只是在说具体的这个人，是在说这个社会、国家、时代。
当我们说公共连接的时候，并不是要给非虚构写作者背上多么大的心理负担。当你写作的时候，总是要想到作品本身能够多大程度上激发多少人的共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今天写作是否真诚地打动了你自己，多深入地打动了自己。你只要把自己被打动或者想要写作那一刻的冲动，最真诚地表述出来，这种真诚就一定会被更多人感受到。
所谓连接，作者自己情感、价值和观念跟这个作品之间的连接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基础，作品才有可能更广泛地跟读者连接，并不是一种刻意的、功利化的写作。连接社会是外在的，有时它甚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意外结果。连接自我才是更为本质的驱动，有更深入的自我对话，才会有更深刻的社会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