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继承汉代扬雄《方言》首创的求实传统，吸收中外语言学的理论精华，经过百余年来的调查研究实践和学科建设，汉语方言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与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具有了鲜明的学科特点。因此，在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三大体系建设中，方言学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较大的作为。
2.继承传统，多学科交叉融合
2.1 方言学、音韵学的融合与方言语音研究范式的确立
方言语音调查以中古音系统为框架，方言语音研究多结合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制订方言调查表，描写方言音系特点，探求古今演变规律等，都离不开两门学科的结合。由此确定了方言语音的调查框架和研究范式。
《方言调查字表》将《切韵》音系和等韵图相结合，按照中古音的摄、等、呼、声、韵、调六大要素排列3700多个常用字，明确了每个字的音韵地位，并将其摆在一个平面上。这一框架使方言调查者能够以简驭繁，展开方言的横向、纵向比较，发现方言的音系特点。
2.2 方言学与汉语语音史的结合
现代方言为古代方言的音系特点、音值特点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汉语史或方言史的某一时期曾经存在过某种现象。如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大量运用了现代西北方音的材料。罗常培（1933：Ⅱ）指出：“我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测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罗常培先生的研究方法，在汉语语音史文献与现代方言的结合上开拓了成功的路径。在龚煌城、李范文的宋西北方音研究中，我们也看到这种研究范式的成功运用。文献学、汉外对音、汉语方音史、现代方言学在研究过程中深度融合，形成了有效、成熟、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拓展了汉语史和方言学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一整套概念系统和论证方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方言现象的微观演变可以为汉语的历时演变提供直接证据，有助于认识语音演变的机制和过程。比如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中发生的双唇音声母唇齿化现象，其双唇音唇齿化的韵母条件、演变的先后次序，与汉语史上的“重唇音变轻唇音”的表现若合符节。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其分化的机制、不同声母分化的先后次序，以及分化后的具体音值，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邢向东2013）。
例外字的解释是方言研究的难题。李荣（1965a：116）把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归纳为6条：1.连音变化2.感染作用；3.回避同音字；4.字形的影响；5.误解反切；6.方言借字。其中的连音变化、感染作用导致的字音例外，是语言系统内部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所致。此外，汉语中还有很多系统之外的因素，也往往造成例外。汉字字形、社会制度、文教制度、文化心理、行政地理等因素，都对汉语及其方言的发展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字特点、文教制度等出发观察它们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是方言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2.3 方言学与训诂学的结合——考本字与词源学
考本字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汉语特色的词源学。方言本字考证将方言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体系，李荣、李如龙、王福堂、游汝杰、潘悟云等对方言本字、词源考证的方法做了深入阐述，强调考本字中的方言比较和音韵论证：先通过方言比较来确定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口语词的音韵地位，再联系韵书、字书和古代文献中音韵地位相当的字词与该词的语义、语法关系，证明其为“本字”，从而揭示出该词的词源。
3.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创新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3.1 方言语法研究新范式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方言语法研究不断深化，由描写为主向描写与解释并重拓展，发展了方言语法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方言语法、语法史以及语法化相结合考察的视角，将方言语法放到汉语语法史的整体中来加以观照，用方言口语中的语法事实与历史文献中记录、留存的语法现象相印证，以今方言补文献记录之不足，以文献记录追溯今方言用法之来历，以共时、历时比较的结果探求语法化过程和机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
3.2 方言词典编纂、方言词汇比较与特征词理论
大型方言词典、词汇对照集是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往往可以激发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而不同方言之间词汇的比较则有助于汉语词汇学体系的构建。《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综合本（1993—2002）和《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修订本2020）等4部词典，代表了大型方言词典和词汇对照集的3种模式，其编纂实践和相关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方言学、词汇学的学术体系和汉语词典编纂理论。
随着《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的编纂和区域性方言研究的展开，方言词汇比较和方言特征词理论应运而生。李如龙（2001）提出并论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概念及理论：“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方言特征词理论是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的理论成果，丰富了方言研究的话语体系。
3.3 中国特色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实践与学术体系建设
20世纪以来的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语言区域地图的绘制和方言分区，以《中国语言地图集》为代表；二是方言特征地图的绘制及以地理语言学为视角的方言研究，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代表。《中国语言地图集》首次明确地建立起汉语方言的分类系统，在画分层次上提出了全新的概念。它将汉语方言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五级。这个五级分类法科学画分了汉语方言的系统与层次，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普遍认可。新的方言区划分及其标准也大大激发了方言研究。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以方言特征为基本表现对象和单位，将方言特征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的关系直观地反映出来，不仅对于探讨方言演变的过程和细节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能够反映方言之间互相接触、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为方言分区、汉语史、方言接触研究提供有力支持。近二十年来，地理语言学成为区域方言、过渡和接触地带方言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研究视角。
4.方言学理论方法的探索对语言学体系建设的贡献
4.1 摆事实、讲道理——方言研究方法论的根本出发点
“摆事实、讲道理”是李荣先生一贯倡导的汉语方言学最根本的研究理念，也是方言学学术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李荣（1983b：87）指出：“研究语言，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事物一样，无非是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的是事实，讲道理呢？那就是理论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核心是事实驱动、问题导向，在翔实的方言语料基础上适度解释，创立理论，而不是用某种舶来的理论来套方言事实。钱曾怡（1987；2004）提出的方言研究的“五观”和“七对关系”，是对如何进行事实描写、理论提升的具体阐释，从正面论述了方言学学术体系的继承性与原创性的辩证关系。其中的“五观”是：1.求实观，2.系统观，3.地域观，4.动静观，5.更新观。
4.2 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理论、语音历史层次分析法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中特有的重要现象，与此有关的研究拓展了方言学的学术体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话语。文白异读研究向两个方向开掘：一个面向发展，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理论；另一个面向汉语史，提炼出“语音历史层次分析法”。
叠置式音变的核心观点是文读音和白读音在方言语音、词汇系统中存在竞争，结果是“文胜白败”，文读音逐渐覆盖该方言的语音系统。白读音最后可能与字形失去联系，变成读音特殊的词语。“叠置式音变理论”将方言语音演变放到共同语或权威方言对方言的影响、历代文教制度对方言的影响的宏观背景下来观察，是在对方言事实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音变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语言学特色。
由于汉字的超方言性和汉语书面语的高度统一，长期的文教系统对汉语的强大影响，不同时期多种类型的移民运动对汉语方言的分化作用，造成汉语不同方言之间统一、分化、接触、融合的反复互动，从而导致方言中存在复杂的语音层次。要构拟某一方言的早期语音系统，首先必须厘清其历史层次。这是从汉语实际出发对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的重要补充。
4.3 “新二重证据法”
鲁国尧（2003b）倡导并身体力行“新二重证据法”。该方法强调方言史研究中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方言材料，通过比较构拟较早期的方言面貌，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古代书面材料的发掘、梳理和考证，与比较法的结果相互印证，使研究结论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和较强的逻辑力量。“新二重证据法”强调方法论的自觉和系统化，其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强化方言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
5. 结语
汉语方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就学术体系来看，它与语音学、音系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汉语史、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等深度交叉融合，在方言语音、方言词汇、方言语法、方言史、方言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等领域的研究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在理论和方法的建构上，从“摆事实、讲道理”的基本点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学术话语。其本质特点就在于：从语言事实出发，充分吸收中国和外国、传统和现代的语言学理论精华；事实挖掘、描写与理论解释并重，归纳与演绎并重；问题导向，事实驱动，从实证分析中提炼出新理论、新方法，构建特色鲜明的汉语方言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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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向东，现任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13部，主编教材1部，发表论文130余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2004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1次，三等奖1次，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