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我探讨了当今世界的货币是如何产生的——或者用行业术语来说，是如何“进入流通”的。实际上，是谁创造了我们通过工作挣到的钱、从银行借到的钱、卖东西时收到的钱，或者是政府发放给我们的钱？事实证明，商业银行、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参与了货币创造，狭义的货币是指纸币和银行存款。想想所有这些货币（在撰写本书时，美国约有20万亿美元）放在一个巨大的桶里。银行、政府和中央银行都有投入资金的“水管”和取出资金的“勺子”。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水管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从最广义的金融财富的角度来看待货币，我们会看到另一种与金融市场，尤其是与股市有关的“水管”和“勺子”。
在第二章中，我澄清了围绕政府债务（撰写本书时，美国的政府债务规模约为31万亿美元）的许多误解和警告。维持预算赤字是政府让资金进入流通的一种方式——原则上，这是一件好事。政府通常把这些货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即政府债券（美国的国库券）。政府债券允许家庭、企业和投资者积累财富，并将购买力转移到未来。过多的政府支出和过高的政府债务存量可能会给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带来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债务必须偿还，也不是因为它是后代的负担。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可能不得不提高税收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并抑制通货膨胀，但它永远不会为了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而征税。在第三章（以及技术讲义）中，我解释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如何融入货币创造过程，以及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经济中的大部分货币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创造的。银行不会把它们“吸收”的存款“借出”；相反，它们在放贷时创造了存款。央行在必要时利用其对利率的控制来刺激或限制银行贷款，这样做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的运转。
为了应对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 2007—2009年大衰退，以及最近为应对由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2020年2月至4月更严重的衰退，全球主要央行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为QE）。在第四章中，我解释了什么是量化宽松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量化宽松通常被描述为央行的大规模“印钞”，但这是一种误解。当量化宽松涉及央行购买本国政府债券时，就像它通常做的那样，更好的视角是将其视为改变了目前由预算赤字创造“货币”的形式。量化宽松只能通过“买入”资产（通常是政府债券）来“注入”资金（流动性）。
在第五章中，我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解读货币。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繁荣，但这些财富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均匀。降低不平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在这章中，我研究了这些财富差距背后的经济力量，特别是与规模相对较小但极其富有的群体出现有关的力量。我认为，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繁荣的市场过程的副产品。而且，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超级富豪们造成的危害远没有人们通常声称或假设的那么大。如果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认为改善穷人的困境是可取的，那么它可以这样做（或者至少尝试这样做），而与是否以及如何“向富人征税”无关。
在第六章中，我考虑了货币的另一面：货币有可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金融危机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影响规模，是现代经济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货币经济有助于实体经济繁荣发展，但前者偶尔会偏离轨道，并将后者引入歧途。货币经济所产生的金融债权的流动性与构成实体经济的生产性资产的非流动性之间存在固有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造成了银行体系出现“挤兑”的风险，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赋予了它防范和平息金融危机的职责。我在本章中指出，美联储在2008年9月没有充当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公司的最后贷款人是错误的。
在欧洲，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演变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初，希腊爆发了一场更为局部的主权债务危机；2015年年中，希腊债务危机在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计划后得以平息。在第七章中，我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表明了欧元区经济架构中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成员国必须集中其货币主权（使用单一货币并形成货币联盟），但并没有集中其财政主权（集中财政预算并形成财政联盟）。它们将货币主权交给欧洲央行，同时保留对本国财政事务的责任。其结果是，成员国不得不借入一种它们无法随意创造的货币。更糟糕的是，欧元区成员国不得不接受严格的财政限制。
到目前的章节为止，本书仅考察了单一货币体系，即单个国家的单一货币体系，或者像欧元区那样，多个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单一货币体系。在第八章中，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扩大关注范围，看看世界上无数的货币或货币体系是如何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浮动汇率、储备货币和美联储的巨大影响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