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如何像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如此，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中国自上古便有史籍留传，而史之为学，则是汉代以后的事，到了清代，史学的专业技艺和治学规范又有了新的进展。当史学在近代走上“专业化之路”以后，治史者该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如何像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思考？历史小白又如何从史学入门走向深度研究？著名历史学教授李剑鸣在其经典作品《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中为我们详细梳理了诸多求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旨在从细节处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与初学者一同孜孜以求，步入治史的门径。著名历史学教授李剑鸣作品系列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
李剑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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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十二章，从史学的特性，到史家的立场与视角，再到史料的价值及其应用，从史学治学路径，到学术研究的方法，再到史学写作的艺术之道。李剑鸣教授将历史学研究中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话题进行阐释，大至史学作为文史学科的一部分，如何成为一门独特的人文学，小至史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如历史叙事、因果分析、比较方法等，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史学是什么”“如何治史”“如何写史”等研究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 与时俱进，吸收国内外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史的新近研究成果
李剑鸣教授认为，历史是今人对过去的认识，史家站在今天来考察过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并且中国史学历来倡导“温故知新”和“鉴往知来”，注重从现实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因此，李剑鸣教授在书中将收集整理的新近研究成果纳入引证中，以一个立足当下的史学家的眼光论述。比如对于数字化史料的态度、近几年跨学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成果等，为读者提供了潜在的史学研究路径。- 语言深入浅出，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
书中，李剑鸣教授结合亲身研究和教学的体会，以平实晓畅的文字，论述治史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比如史学研究中的时空问题、治史者要具备的文化底蕴、研究所需的想象力等。对此，李剑鸣教授以自身的研究经验为读者提供有用的方法论。- 引证丰富，取材于古今中外成名史家的治学经验和经典论著，超300种书目供学习者参考
书中富含史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阅读书目，如班固《汉书》，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杜维运《史学方法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超300种参考书目供学习者阅读。
李剑鸣
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2023年）等。
良好的天赋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利条件，一个人若在记忆、理解、想象、文辞各个方面都超出常人，其成才的道路自然要顺畅得多。可是经验表明，单凭天赋还不足以成为“良史”。训练、实践和勤奋同样十分重要。前辈学者总是提醒后学，要趁年轻多下苦功，“打好基础”。中国古代史专家赵光贤谈到，研究历史，“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要打好基础”。他所说的这种“准备工作”或“基础”，包括理论修养、古汉语能力、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对治学的“基本功”做过更具理论色彩的界定：一是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二是本学科的基本材料；三是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手段；四是本学科的基本操作规程。如果将他们两人的说法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比较完整地看到治学“基本功”的内涵：丰富而可靠的专业知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修养，广博而详赡的材料占有，精纯而实用的方法技艺，严谨而得当的学术规范。初学者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用功，就不愁不能逐步接近“良史”的目标。人年轻时是“打基础”的最佳阶段，这是常识，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这个时期人精力旺盛，吸收力强，倘若全力以赴，无疑能够为今后的学术发展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可是，年轻人也容易耽于幻想，难以抵御各种诱惑，以至把持不定，虚掷时光。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似乎不仅仅是提醒年轻人趁早用功的一个警句，而更像是许多“过来人”的心酸体会。另外，治史者还需要长期积累和终身磨砺，即使是有成就的学者，也须不断学习，以改善素质，增进学力。如果一头扎进自己的专业领地，成年累月只知道做课题、找材料和写文章，而忽略修养的提高，似乎也难以成为学问大家。古语说“文章老更成”，史家的学问来自于不舍涓埃的长期积累，同时还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来检验。归根结底，才、学、识三者的结合，方构成史家的综合素养。治史者探究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面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只能依靠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知过去的“真相”，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和高明的技艺，如果没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和打通古今的魄力，就难免感到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史家毕竟又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其研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和成见，也无法抹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其精神上打下的印记。因此，为获得可靠而可信的历史知识，史家不得不面对许多难题，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也很可能举步维艰。除此之外，综合素养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并最终反映在论著的学术水准上。关于综合素养的重要性，美国治中国史的名家史华慈在1964年说过一段值得玩味的话：最根本的一点是（话虽陈旧，但说的是实情），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学科背景，他的整体文化素养（或者说他的“整个教育”）越广博，越深厚，他就越愿意调动他所拥有的一切才智来作用于他正在探讨的课题。这种才智不论是否来自其学科的“方法论”，都能够增加他说出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相反，如果用独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模式”或“体系”来狭隘地看待某个孤立的“学科”，并将它机械地运用于一种文化（无论是当代的还是“传统的”），而一个文化修养有限的人对这种文化的任何其他方面又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就会导致没有创造性的、甚至是荒谬的结果。
史华慈在这里强调的是，治史者不能只顾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忽视整体的文化修养，否则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发挥作用。他当然不是说，方法对于治史是无足轻重的。史学早已成了一个专业，但凡专业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不过，不同时代的史学，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点；历代史家对方法及其意义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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