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原著作者迈克尔·道布斯
参考消息网5月11日报道 2013年2月，美剧《纸牌屋》在美国在线视频平台“奈飞”上横空出世，外界称奈飞干了一件颠覆美国业界的事情——首次一次性将整季剧集全部播出。正是该剧扎实的原创内容功底，帮助奈飞订户数超越传统的HBO电视网。
这部热播剧紧跟美国政坛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态、政客间的利益交换和人性困局，巧妙地营造出虚构的现实。该剧不缺“八卦”与戏剧化桥段：凶杀、色情、婚外情、钱权交易、尔虞我诈，但是，它高明在于，这些虚构内容具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与现实感。
英国人迈克尔·道布斯作为原著作者，可谓是《纸牌屋》故事的“缔造之父”。2018年4月22日，参考文化见到了来华参加新文创行业峰会的迈克尔·道布斯，有机会面对面了解他。
《纸牌屋》为什么畅销？
《纸牌屋》一书封面
迈克尔·道布斯1975年步入英国政坛，担任当时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政府幕僚长。
道布斯形容1987年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团队工作特别艰难，“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个比较残忍的人，喜欢对峙，我还记得她拿手提包挥舞打人的样子”。或许，撒切尔太难相处，他用英国人特有的讽刺语气说道：“在她的墓碑上永远不可能出现‘被深切怀念’这几个字眼。”
有趣的是，他写作《纸牌屋》，或许正是因为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刺激”。
在撒切尔选举成功之后，道布斯决定立马去休假——那是两年半辛苦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休假。而正是在那次度假期间，他读到一本很糟糕的政治类小说，他对自己说：“既然我对这本小说生气，那为什么不写一本比它更好的呢？”于是他拿着一个平板电脑、一支笔和一瓶白酒去游泳池边开始创作。
然而直到酒瓶空了，他面前的纸上写的只有“去你的”。
但最终，他为何能完成这本书？
道布斯谈道：“那似乎是一种心理发泄和治疗。如果所有一切放在弗兰西斯·安德伍德的身上，就觉得过程变得如此享受。”
“并不需要特意下定决心去写作，在我看来写一本政治小说相当简单。”他认为，只需要从现实中取材，然后从笔端流淌而出，但他也有特别的写作技巧：“现实中的政治人物从来不会表现夸张或者极端。但在小说中，你往往需要将他们描绘得令人难以置信。”
道布斯也没有寻常艺术家创作的痛苦，反而充满喜悦。
“写《纸牌屋》让我觉得随心所欲，写作滋养了我。我现在又回到了政治的角色中，你写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不是写一套做一套，这让我觉得放松。人们鼓励我在政治上试一试，但总有挫折，这是常态。”已经70岁的他，状态显然已经相当平和。
传达他自身对西方政治人物的理解
迈克尔·道布斯担任英国保守党副主席
迈克尔·道布斯在保守党中享有声望，甚至被称为“威斯敏斯特的娃娃脸杀手”。
他谈到：“政治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事情，实际上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都是在做非常艰难的决定。”
道布斯曾出版过一本关于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书籍。
道布斯在《纸牌屋》中对男主人公的塑造，很好地传达了他自身对西方政治人物的理解。
譬如，弗兰西斯·安德伍德称自己不会得到这份工作，然后他的手指指关节咔咔作响，那种政治家内心的痛苦感呼之欲出。
在对政治人物的描述中，迈克尔·道布斯身上那种属于英国人的冷幽默与坦诚，也不时流露出来，让人耳目一新。
《纸牌屋》改变了我一生
迈克尔·道布斯与美版《纸牌屋》主创
或许，大多数中国观众熟悉《纸牌屋》的故事，是因为奈飞出品的美剧，但其实之前，BBC还拍了一个英版。
如果说同意BBC来改编小说时，他是比较果断的，那么，在决定是否给美国MRC版权时，他有些怀疑。“他们提了凯文·史派西、大卫·芬奇、罗宾·怀特、奈飞，一个接一个，于是我开始信任他们。“我想自己何德何能让伊恩·理查森、凯文·史派西来出演，这就像不废丝毫汗水就赢得了两块奥运会金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可以说，25年后，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他形容卖版权就像卖房子，“你建造、设计了它，也住在里面养活着一大家子，但一旦你卖了它，它就不再是你的了”。
《纸牌屋》是极其政治敏感的一部剧。英版一开头是男主角拿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照片相框，正面朝下，然后嘴里说着“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这奠定了整部剧嘲讽世故的基调。
而美版《纸牌屋》时机也是恰到好处：美国正在经历危机，它似乎慢慢僵死，人们热切希望有人能出头做出改变。这时候观众需要弗兰西斯·安德伍德这样的人。道布斯认为，美版弗兰西斯“真的能把事情做成，不论过程如何，他甚至微笑对着镜头与观众对话，他打破了横亘的第四道墙，并把观众也加入到同谋中去”。
道布斯说自己参与美版《纸牌屋》过程“独特并且开心，我没想到那么愉悦”。他还分享了一些拍摄趣闻：
道布斯称美版《纸牌屋》超越了电视剧内涵，像是长达13小时的电影，有起承转合，有高潮。“剧中关门的声音、灯光的效果是直接采自白宫、国会大厦，甚至即使观众在剧中看不见卧室壁橱里有什么，但剧中人物打开它，里面全是衣服。厕所的冲刷声，熄灯信号，家具家电……你可以真的在剧中生活数周，过一下这种奢侈的生活。”他表示，这些都是为了让演员真正进入角色，这个剧一开始就设置了出乎意料的高标准。
要平衡大数据的取与拿
美版《纸牌屋》在奈飞上播放
美版《纸牌屋》的畅销，跟其被放在新型流媒体大数据播放平台“奈飞”上播出，不无关系。奈飞用户可通过电视机、电脑、XBOX游戏机等设备观看海量影视作品，而奈飞流媒体及DVD租赁业务的每月订阅费只需7.99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3元——本网注）。
最关键的改变是技术的革新。以《纸牌屋》为例子，凯文·史派西的粉丝会看到以他为重点的预告片，女性观众会看到充斥剧中女性角色的预告片……奈飞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播放，暂停，快进，并分析你的口味，以此来推荐更适合的内容。
迈克尔·道布斯认为，这种影视大数据运营方式，对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的隐忧。“对于大公司来讲，他要掌握具体多少信息才合适？这需要平衡。大公司能够创造更好的新的业务，另一方面还要确保用户个人的权利，比如个人隐私，自己的生活不让别人打扰的权利。”
他甚至认为，一味迎合用户的口味也不见得是那么机智的。
他举例说：“以前曾经有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客户想要什么样的车就给什么样的车。你想要黑色的车，六个月之后我们交黑色的车给你，可是这家公司却没有生存到现在。”在道布斯看来，生产者与消费者“取和拿要有一个平衡”。
但他无疑对以奈飞为代表的技术表示积极态度：“以前的人们害怕新的技术会使得创意受到影响，使得标准降低，但是实际正好相反。一开始奈飞就充分认识到质量的重要性，它的标准还要更高一点。”
不过，技术的巨大变化已经开始促进生活方式的改变。譬如，英国话剧院与流媒体合作，开通了转播功能，让整个英国甚至以外地区都能够实时观赏到演出。
但这种便捷也是有代价的，它伤害了观众在剧院正襟危坐的隆重感，“我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在大屏幕前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奥赛罗》。奥赛罗对他老婆下手的时候，我在大屏幕上看得非常清楚，但问题在于什么？他把他妻子杀死十多分钟了，你还可以看到演员的胸部在起伏在呼吸。”道布斯说。
迈克尔·道布斯对新来的技术有复杂的情绪。但作为一个文化创作者，他有自己的底线——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走出去，然后你想讨好各方，而最后你没有成功，你其实是一无所有的。”
而这无疑不会在迈克尔·道布斯身上发生。（文/朱柒柒）
【延伸阅读】尼尔·弗格森：破解亨利·基辛格的“读心术”
尼尔·弗格森 （采访对象供图）
尼尔·弗格森，共撰写了包括《战争的悲悯》《罗斯柴尔德家族》《帝国》《文明》《基辛格：理想主义者》在内的15部著作，其中《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荣获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阿瑟·罗斯奖。
2008年，根据其作品改编的PBS系列纪录片《货币崛起》荣获国际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2011年，其电影公司推出的首部长篇纪录片《基辛格》荣获纽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弗格森荣获的其他众多奖项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共服务奖（2010年）、哈耶克终身成就奖（2012年）、路德维希·艾哈德经济新闻奖（2013年）。
除了每星期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波士顿环球报》撰写专栏，他还创办了Greenmantle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总经理，还是艾弗里资产管理公司Affiliated Managers Group的董事。
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于2015年9月出版了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传记，日前，这本书的中文版面市，取名《基辛格》，中英文版的副标题均为“理想主义者：1923-1968”。
确实，在弗格森笔下，基辛格的前半生深受康德式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的基辛格有幸结识了弗里茨·克雷默、威廉·艾略特、麦乔治·邦迪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四位良师。而在书的结尾，基辛格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被尼克松政府任命，到达权力的巅峰。
弗格森教授在今年1月在美国出版的新书《广场与高塔》中认为，基辛格的崛起之路是“惊人”的，同时看似不大可能。基辛格的成功、名气不仅是由于其睿智和刚毅的性格，还由于他非常善于建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
对于中国人来说，基辛格有一件最了不起的外交成就：1971年，他秘密访华，为次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做铺垫，中美关系得以“破冰”。
4月27日上午，弗格森来京期间接受了参考文化专访，以下为采访摘要：
弗格森来京接受参考文化专访。孙之冰/摄
士兵生涯塑造了基辛格
参考文化：基辛格的童年如何影响他的人生？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一直说，我们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受害者，或纳粹统治下受到创伤的犹太人。因为他离开德国的时候才15岁，在政治上还不成熟。
但我发现有证据表明，有人反驳说：他准确意识到了犹太团体在纳粹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在分析他的发展时，不能排除早年间的这些经历。想象一下，如果你在15岁时就被迫离开你的国家，受尽威胁，见证压迫者对你父母的暴力行为。（你会变成什么样？）
基于这些，在个人的塑造方面，他后来的士兵角色比作为孩子的角色更重要。他在美国军队中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成长方向，使他成为我们所知道的亨利·基辛格。
Q：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解释一下这点？
A：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他离开德国六年后，作为一名美国士兵回到德国，真的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了。他作为一名士兵对抗纳粹的经历简直是太棒了。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他在写给他父母的信中讲到那段经历。
第二，在军队里他认识了弗里茨·克雷默，克雷默也是一位从纳粹魔爪下逃脱的难民，他是基辛格历史和哲学教育的启蒙导师。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不认为基辛格的脑子会自己思考历史，但是克雷默成为他的灵魂伴侣，鼓励他去思考历史。克雷默还告诉他，战争结束后，“不要去城市大学！去哈佛！”所以我认为，克雷默对基辛格人生方向的改变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此后，克雷默继续成为基辛格的精神导师，影响着他。这段关系是基辛格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所以，我会说，真正塑造基辛格的时期是战争年代和他作为士兵的那几年。
资料图片：二战期间，士兵基辛格（右一）跟战友、德国儿童在一起。（图片来自斯蒂夫奥斯丁州立大学官网）
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
Q：你为何称基辛格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A：当然，基辛格更倾向于被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倡导美国现实政治的自治主义者，像尼克松和福特那样，但在基辛格生命的早些年，他明显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这是出于这两层含义：第一，他是一个哲学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 ，他对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研究。第二，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经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使冒着战争的风险，美国也应该抵抗苏联侵略，比如在柏林问题上。所以我在想，他在政治方面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他和汉斯·摩根索关于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本网注）和越南问题的争论。
1967年，基辛格也发现了理想主义的局限性。他关于这部分的研究论文像碎片一样，散落在他未出版的书里。这揭示了他思想的转折点。因为他渐渐发现，如果没有现实政治，没有俾斯麦的政治巧思，不可能把美国从越南问题的一团乱麻中解救出来。所以当基辛格和尼克松会晤讨论关于工作和管理的可能性时，他已经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理想主义者了。他开始明白，在他的策略中需要利用俾斯麦政治，才能达到目标。
Q：你曾经说过人们误会了基辛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描述他？
A：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辛格都受到了颇具敌意的批评，这种认为他是一个战争罪犯的“左派”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基辛格是一个战争罪犯，那么1945年以后所有的美国国务卿都是战争罪犯了，如果这样的话，国务卿的任期也就失去了意义。《基辛格》这本书的第二卷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去普遍地审判美国国务卿和政治家。
此外，你不能用哈佛学者的标准去审判国务卿。基辛格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外交政治战略总是在邪恶势力之间做抉择，并没有柔和的选择。很多学者并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并没有做过真正艰难的抉择。所以结果就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很多人都像得了失忆症：忘记了冷战的本来面目。我们太容易假定冷战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出的任何外交抉择都要基于冷战语境。
如果你身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白宫，你将在诸如中东、拉丁美洲这些地区面对来自苏联的多重挑战：世界并不会按美国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从这方面去了解基辛格。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一个非常弱势的职位。1968年之后的部分时间里，这都归功于基辛格巧妙的策略。
在北京三里屯，尼尔·弗格森的海报分外显眼。陈雪莲/摄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真正起源
Q：你能否总结下1923年至1968年间基辛格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观点？
A：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他根本没想过亚洲的问题，他都专注于研究欧洲或者有关苏联的战略问题。尽管他在20世纪50年代也研究过朝鲜问题，但基辛格并不是亚洲问题的专家。然而，也有例外。我在这本书里也展现了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真正起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基辛格结识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的情报活动前头目、时任该国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宁·施奈达雷克，后者告诉他，中美要就反对苏联达成一项外交协议，一开始，基辛格认为这个想法很疯狂，但是施奈达雷克认为中美最终将达成协议。
同时，尼克松也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尼克松在他的第一篇论文里讨论了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新发现。我想在第二卷书里展现的是基辛格是如何从内部战略逐渐有效地控制外交进程：他从巴基斯坦飞到中国，开始中美谈判。尼克松把那个位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网注）让给他并非无法避免。显然，时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本应该那样做。但基辛格说服尼克松给他这份工作，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我第二卷书的中心内容。唯一的挑战是（能否获得）来自中国的资料，但这不会对成书的走向有改变。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周恩来总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参加会见。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Q：对第二卷涉及中国的部分，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A：第二卷书肯定有很多新材料，特别是我们对不同的欧洲国家和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得更多了。例如，法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我有新的故事要讲。
Q：你提到基辛格要求尼克松给他这个艰巨的任务，以建立中美之间的新关系。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基辛格似乎有一种建立人脉的独特能力。
A：首先，基辛格明白他和尼克松的战略发展和策略使用的关系。在给中国和苏联施加压力的同时，也试图从越南手中“解救”美国。我认为这是为了理解尼克松希望实现的目标。
其次，我认为你是对的：基辛格有信心可以与周恩来建立一种私人关系，尽管基辛格对中国缺乏专业知识。这种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天生的智力自信，但同时也基于基辛格对谈判对手的理解能力。
基辛格的强大之处在于，他能看到世界有利的一面——这也许是因为他是外来文化的移民。基辛格有着非凡的才能——读心术。读心术是挺玄的，尤其是在需要跨越文化障碍时。基辛格可以利用历史学和心理学去做到：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非正式外交场合上发展了这项技巧，到1971年，他这种能力依旧修炼到可以进入任意一个跟他谈判的人的脑子里。这是一种只有他可以使用的技能。
与基辛格保持距离
Q：你和基辛格的私人关系如何？
A：我想如果我离他太近了，好多事情反而成不了，所以我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交流的时候，我更依赖于写信和打电话。他也不用电子邮件。我不后悔这么做。亨利是电话的忠实用户，他喜欢给人打电话。我想，如果我每周都给他打电话，好像也不行。我们大概每年见面四次，但我真的避免使用手机。不像他，我讨厌电话。
Q：你如何应对写作的压力？他告诉过你删掉关于他婚姻的部分？
A：我们有一个协议：关于个人和家庭的任何信件，我只可以引用他许可的部分。我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作为一个经历过离婚的人，我也不确定我愿意这些信件或电子邮件被公开。他只要求我从他写给第一任妻子的信中删除几句话。我同意这一点，毕竟那是他的生活。（文/陈雪莲 孙之冰）
《基辛格》书封
作者： [英]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副标题： 理想主义者
原作名： Kissinger：1923-1968：The Idealist
译者： 陈毅平
出版年： 2018-4-1
页数： 908
定价： 198.00元
装帧： 精装
（2018-05-04 15:52:00）
【延伸阅读】史明智：书写上海一条街 实现一个美国记者的“中国梦”
美国记者史明智
参考消息网4月20日报道 2018年3月，为美国媒体常驻上海的记者史明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纪实文学作品《长乐路》的中文版。
一个美国人记录上海人民的生活？《长乐路》无疑是新奇的。这本书的口碑也不错，甚至有读者沿着书中的地图亲自探访了一遍。书里描绘了中国梦，却包含理解和冷静，用以小见大的笔触将故事娓娓道来。也让参考文化对作者充满了好奇。
第一次在北京的一次文学活动上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黑西装白衬衣，身材匀称，幽默健谈，一副乐观的美国人的样子。4月18日，参考文化对史明智进行微信语音专访，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的他，时不时吐露几句很地道的上海话和四川话，普通话乍听之下也没有“外国人”口音。他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对人与事充满同理心和探究欲，有种超乎寻常的积极和耐心。他说自己很爱辛辣的四川食物，上海的食物对他来说有点寡淡。
这样一个有烟火气息的记者能写出《长乐街》这么朴实生动的底层人物的故事，似乎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他是如何一步步喜欢上记者这个职业？又是如何喜欢中国并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对中国百姓的生活有哪些独到的看法呢？
在四川教英语让他爱上书写中国
史明智在四川参加“和平队”志愿者工作
1996年，史明智毕业了，他希望能参与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工作——他希望能去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两年。因为西班牙语专业背景，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到中南美洲国家，却被给三个跟西班牙语毫无关系的选项：乌兹克斯坦、俄罗斯和中国。最终，他选择了中国。他解释说，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人口，冥冥之中非常吸引他。
或许正是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好奇与追索力量，让他和中国结下深深的缘分。
史明智谈到接受中文语言训练时的情况，当时他和同伴时常骑行三四小时互相拜访。“我当初只有20岁出头，是一名纯粹的英语老师。但当时何伟（美国作家彼得·赫斯勒——本网注）已经快30岁了，相对成熟，他有更明确的目标，且一直钟情于写作”。何伟对史明智的影响更类似一种顺水推舟、潜移默化，2012年，何伟已经完成作品《江城》，“他有写作关系网，对引导我写作有支持和帮助作用。”
他概括道：“我们有相似的中国生活经历，我们都是美国乡村来的孩子，都加入了和平队志愿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外国记者，于是有了一种近乎共性的体验。但是我们分析事物的视角却非常不一样，这跟我们今后的个人体验也密切相关。”
在四川的经历让史明智开始爱上写作、报道，并且了解如何将自己的文章投给报刊。回美国后，他开始对“做记者”认真起来，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
2010年，他获得了广播媒体Marketplace驻上海记者的工作，干脆搬到中国上海居住。
史明智无比热爱记者这一职业，并且一度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你可以接触到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并且观察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可以洞察人性，并且反观自己”。他一度想专注研究心理学，“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我觉得这些很迷人。”
相比美国的生活，史明智似乎更喜欢在中国的生活。“我小时候住在明尼苏达的小镇上，那里很多事物持久不变。但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它的变化如此之快。我太好奇人们的价值观或者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了。”在中国正是发生这片奇迹的沃土，他能够在这里“准确记录，亲眼见证”。
人物故事是他一个个敲门拜访获得的
史明智在上海长乐路
近水楼台先得月，史明智从他居住的上海长乐路入手，开始细致书写中国人。
其实，这条长乐路并不普通——它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在地图上只是一段短短的波浪线，但里面起伏着中国近现代波云诡谲的历史。法国人在这个曾属于其租界的路上种满梧桐；之后，日本人来轰炸过，又从这座城市撤离，新中国成立；后来，工厂机器轰鸣；再后来，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了这个“魔都”里每一个人的生活。
要书写中国了解中国人，会中文是一项“硬通货”。史明智笑道：“我是一个记者。也许我的书面中文很差，但我的汉语口语比较过关。”他学中文学了很长时间，同时，他对与中国人沟通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知道中国人的文化习惯边界在哪儿，也知道怎么让采访准确并且得体。
“通常媒体人更关心政府干了些什么，而不是关心百姓所思所想。”史明智说。而《长乐路》则真诚地诉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故事。这些人物素材都是史明智一个个敲门去拜访得到的。刚开始人们会对他持有警惕，毕竟他长着一张外国人的面孔。但史明智会说：“我想了解你的故事，让我写以你当主角的故事，你愿意吗？”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点头。
《长乐路》最初是一个英语电台节目，现在变成了一本书。史明智说，当初他曾一度担心节目内容会枯燥沉闷，但后来他的疑虑很快被打消。“刚开始是一个开着一家精致旗袍店的96岁的老爷爷的故事，他从14岁开始一直做到90多岁，兢兢业业。”这一系列故事引发了美国听众的好评，他们开始意识到：“在某些意义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如此相似。”
书《长乐路》封面
而《长乐路》关注的一众“小人物”人物鲜活、故事惊艳，史明智对这些人物不分轻重，都怀有热情。
“我喜欢CK（三明治店长陈凯（音）——本网注），他有一种可贵的人类精神。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对世界和信仰有那么多疑问和追求，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这点我们惺惺相惜”；而花店主人赵女士“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这点我很同意，她还有一种与我类似的幽默感，我们的化学反应很足”；痴迷于赚钱的傅阿姨“她像来自于自然的一股力量，可以不停歇地说话，想各种赚钱的法子。我经常讶异于她无穷无尽的能量，好像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有一堆任务要去做。”
他还提到陈忠道，“即使成功几率如此渺茫，他有自己的信仰，不接受现状，并且为此斗争，我很尊重他。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他这样。”此外，他说王雪松是他最敬佩的人，“他成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一个人单独打拼去了一无所知的美国，已经快60岁了却没有放弃任何梦想，他甚至在美国学习课程想考大学。这让人赞叹。”
史明智说，写《长乐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反过来回馈了我”。
中国新老一代要相互理解很困难
史明智采访中国人
在史明智看来，中国年轻一代似乎正处于一个特别矛盾的节点：他们跟随父母长大，却似乎跟父母的经历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似乎很难理解对方——“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是完全基于自己以前的遭遇，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能感觉到年轻一代处于强烈的压力中，想要取悦父母但却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那些疯狂的高期望。”
他形容每个家庭都是“theater play”（跟戏剧一样精彩），“子女被逼婚，被唠叨工作，他们有时只好说谎，否则父母会一直干预他们的生活。”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史明智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变，“中国很大，每个地方如此不同，有时候我想甚至中国不同地方的人都无法互相理解。”他认为，四川人有幽默感并且热爱慢生活，享受闲暇时光；北京人热爱聊天，可以对任何事物展开话题；上海人更为保留和严肃，更全球化，也更有品味。而现在史明智和美籍华裔妻子的孩子也在上海长大，“如果今后可以跟孩子、孙子讲这些，是一件让人很满足的事情。”他说。
史明智很恋家，也想念美国，闲暇之时会陪孩子打棒球，“我希望能陪伴他们成长。”他说，不知道今后是否回美国，但是他很享受当下。（文/朱柒柒）
（2018-04-20 17:40:00）
【延伸阅读】林少华：村上春树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
林少华
参考消息网2月9日报道 （文/赵一尘）2017年夏天，林少华推掉一切无关事务，在家乡一间茅屋内闭关85天，一鼓作气翻译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的上下两册。这是自2003年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中国出版时隔15年后，再次由“林家铺子”出炉的村上春树长篇小说中文版。
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我们能再次捕捉到村上小说中常见的孤独自省气质，不同的是，本篇浓墨重彩地谱写了历史记忆苏醒的苦痛感受：画家遇到一位神秘的无面人，他请求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在时间的交错中，画家步入隐喻世界，个人记忆和集体叙事的微妙关系随之缓缓浮现。
迄今，林少华经手翻译的村上春树作品多达42部，可谓是这位诺奖热门兼畅销作家的“中文掌门人”，其中《挪威的森林》《寻羊冒险记》《海边的卡夫卡》早已是当代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现象级畅销书。但文学翻译只是 “副业”，此前他的工作重点是教书。新近从中国海洋大学退休的林教授，又会以哪种新身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呢？
2月6日，林少华接受参考文化独家采访，聊了聊他眼中的文学翻译、村上春树，以及“教书匠”生涯。
村上详细表述南京大屠杀
参考文化：从学生和读者的反馈来看，作为教授的林少华和作为翻译家的林少华有何不同？工作过程中对角色转变又有怎样的感受？
林少华：我么，可能有四种身份。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是为教书匠；教书之余搞点翻译，是为翻译匠；鹦鹉学舌的翻译匠当久了，就想来个自鸣得意，尝试搞创作，是为半个作家；与此同时，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还必须为提职称写学术论文，所以又多少算是个学者。而影响最大和最让我虚名在外的，显然是翻译匠这个身份。迄今译了80本书，其中村上至少占了一半。
至于作为教书匠的我和作为翻译匠的我有什么不同，我想首先是表现形式或行为模式不同：教书主要是摇唇鼓舌，翻译则更需要咬文嚼字。其次是对象不同，教书面对学生，由老师主导；翻译面对文本，由作者主导。不过二者又有联系。例如我上的课有一门叫翻译课，如果没有长期大量的翻译实践，就很难上好这门课。这是因为，翻译实践好比亲口吃梨——只有自己知道梨的滋味，才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讲给学生梨是什么滋味。遗憾的是，眼下吃梨的人越来越少，而讲梨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翻译硕士博士愈见其多，而优秀译作愈见其少。
Q：你初次看完《刺杀骑士团长》后，觉得最抢眼的地方在哪？
A：《刺杀骑士团长》去年春天在日本出版后不久我就拿到了，很快看了一遍。看的时候就有所谓技痒或手痒之感，恨不得马上把一行行日语转换为汉语，一个个投进稿纸的绿色方格——我不用电脑——天佑人助，这件译事果然像一片彩云飘到我的头上。这本是我翻译的村上的第42本书，同前面41本相比，感觉没什么不同，也没有特殊难点——译者处理的主要是文体，而文体是一个成熟作家的胎记，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内容上的亮点，那是有不少的。其中最主要的——媒体也早已报道过了——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相关表述在二十多年前的长篇《奇鸟行状录》中也出现过，但不过寥寥数语，这次则接近三页篇幅，译为中文也有1500字之多。
Q：村上的小说有其鲜明特点，但每次也会尝试新的叙事风格，《刺杀骑士团长》和他以往哪些作品比较相似？
A：相似之处确是有的。例如虚实两界或“穿越”这一小说结构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来屡见不鲜，被妻子抛弃的孤独的主人公“我”大体一以贯之，具有特异功能的十三岁美少女令人想起《舞！舞！舞！》中的雪，走下画幅的骑士团长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麦当劳山德士上校两相仿佛，“井”和井下穿行的情节设计在《奇鸟行状录》已然出现。另外刚才说了，即使书中的南京大屠杀也并非第一次提及……
Q：听说你翻译《刺杀骑士团长》非常快，那是一种怎样的工作状态？
A：这部长篇是我去年暑期回乡躲进村头一座茅屋“闭关”翻译的。大体五点到五点半之间起床，六点或六点半开工，中午小睡一个小时，晚间十一点前后收笔歇息。每天慢则译十页，稿纸上得五千言；快则译二十页，得万言上下。如此晓行夜宿，风雨兼程，九月下旬终于全部竣工。手写稿纸1600多页，近50万言，前后历时八十五天。译罢最后一行，掷笔“出关”。但见晴空丽日，白云悠悠，花草树木，流光溢彩。心中大快，一身轻松。
村上春树（图片来自德国之声中文网站）
中国缺文字之美的营造者
Q：你是村上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末你就翻译了中文初版《挪威的森林》，卖得并不很好，直到1998年才突然变得非常畅销，至今一直如此。当时你的目标是成为日本古典文学学者，但最后你成了一个翻译家。如何看待这两种转变？
A：是啊，我本来是想成为名扬一方的学者的，打算写两三本砖头般的学术专著先把身边同事吓个半死，结果半本的半本都没写完就碰上了“挪威的森林”，“森林”进去了就再没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成全我通过翻译村上获得了一些社会性大众性声望，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一两代人的审美取向、心灵品位以至生活情调；同时耽误了我的学者前程，使得我未能建成自成一体的学术大厦。不过我并不特别后悔。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界总体上不缺少学术大厦的构筑者，缺少的是文字之美的营造者。或者不妨说，不缺少像样的学者，而缺少像样的翻译家——学者可以在博士点批量培养，可翻译家怎么培养呢？翻译家涉及艺术天赋，而在天赋面前，教育很多时候无能为力。
Q：你在逐步翻译村上作品的过程中，是否会考虑出版社的销售需求？你认为这套书的畅销有哪些因素？
A：翻译当中我不会考虑出版社的销售需求，也考虑不来。我只负责翻译，如何安排出版节奏是出版社的事。当然我会做一些配合性工作，如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相关讲座甚至商业签售等。至于畅销因素，引用村上的说法，“恐怕是因为故事的有趣和文体具有普世性渗透力的缘故。”若让我结合中国读者反应略加发挥，那么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村上作品对当代城市青年的孤独感、疏离感等心灵处境的细腻刻画和诗意开拓。二是其简洁、睿智和富有节奏感的语言风格。三是善于营造妙不可言的艺术氛围。
Q：文学翻译领域需要百花齐放，但实际上著名作家的译者最多也就三四个，不太知名的作家往往只有一个译者，你怎么看这种集聚效应？
A：百花齐放固然没什么不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还要看开放的什么花。文学翻译，一人一个样。译出若干个村上来，较之已被大多数读者认可和欣赏的一个村上，未必好到哪里去。茫茫人世，芸芸众生，一个译者遇上正合脾性的作者，或一个作者遇上正对胃口的译者，这种几率绝对不会很高。
Q：你自己最满意的翻译作品，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
A：《奇鸟行状录》。若加一部，就是刚刚出版的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
林少华
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
Q：英文译者杰·鲁宾曾说：“当你在读村上春树作品的英文翻译版时，至少有95%的时间你读到的都是我的遣词造句。”对于小说翻译的遣词造句，你有何见解？
A：请允许我引用去年12月14日去世的创作与翻译两相齐飞的著名文学家余光中先生的话加以回答。余先生坚定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创作、一种艺术，“很难的艺术”。但因为这种创作和艺术受制于原作语言、原作的遣词造句，所以他又将翻译称为“有限的创作”和“变通的艺术”。他在《变通的艺术》一文中说道：“调侃翻译的妙语很多，有人说‘翻译即叛逆’，有人说‘翻译是出卖原诗’，有人说‘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我则认为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
Q：能否用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说一说什么是文学翻译的“传神”？准确和传神是否不能兼得？
A：这其实关乎中国译学常说的“信达雅”。与此相关，我认为文学翻译或可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若叫我举出三者打通或准确与传神兼得的翻译家，我想举傅雷。例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直译应为“大江的轰隆轰隆声，从屋子后面升上来”，而傅雷的译文是“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既达意，又传神，用傅雷的话说，即形神兼似。斐然而成名译。
Q：关于村上春树作品中文译文的准确性，曾有过一段激烈的“笔墨官司”，你最后放弃撰文澄清，选择自然地平息下来？
A：从本质上说，那不是“笔墨官司”，更不是学术商榷，而是商业炒作行为。在朋友劝说下，明白过来之后，我选择了静默态度。毕竟，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明眼人总是有的，要相信读者，交给读者评阅好了。主动披挂上阵，可能反而不美。
Q：日本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几个大作家，你也都出过译作，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还有片山恭一的畅销小说《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想必你是一位充满好奇心，喜欢尝试新挑战的译者。他们每个人之间风格跨度非常大，你是怎么处理的？
A：打个比方，翻译好比河水，原作好比地形，水的流势因地形而变，或湍急，或平缓，或千回百转，或一气流注。而若化验，水质总有不变的基本成分。也就是说，我翻译村上，那就是村上，翻译川端，那就是川端，二者不可能也不可以混淆。不过细细琢磨，又都多少带有“林家铺子”味道。这也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两相妥协的艺术”。换成我的说法，就是在异质性与本土性或生与熟之间力求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
Q：退休后，你将把更多精力放在翻译上，还是会在文学领域之外有新的涉猎？
A：翻译不会完全放弃，至少要把早已签了合同的夏目漱石《我是猫》翻译出来。但主要精力将放在创作上。也是因为我是乡下出身，对泥土和村庄怀有感情，由衷向往采菊种豆汲水浇园或倚杖临风遥望夕阳的田园生活，所以打算据此写一本林氏“瓦尔登湖”。还想以35年教师生涯为素材写一部新“围城”——效仿钱钟书，让我所见到的教授众生相跃然纸上。前一本自信满满，后一本战战兢兢。
《刺杀骑士团长》书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