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梁启超抱着观察、学习的心态远赴欧州。
然而和会的景况让他大失所望，因为被中国当作老师的欧洲，在大战之后已然破败不堪，自身难保。回国之后，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
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
我说：“这个自然。”
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
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去干什么。”
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
惨烈的「一战」让人们觉得，欧洲的进步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1918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出版了巨著《西方的没落》，被视为这一心态的最好体现。
欧洲主宰世界的大戏要落幕了？
殊不知，当欧洲的成功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的时候，欧洲人才开始问：整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欧洲是如何走向成功的？这就与中国师法西方、救亡图存的核心问题迎头相遇了：整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中国为什么会落后？
上面的两个疑问汇合成一个中西比较的问题：在世界近代，欧洲为什么会成功，中国又为什么会落后？（稍硬核的读者小伙伴会有印象，1910年代正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视角”兴起的时候，比较社会学、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都开始于这个时候。）
于是，我们今天来科普一个近几十年来，学界争论不休的热议话题：
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
一句话解释，大分流指这样一个历史：在世界近代，欧洲文明的增长模式发生突变，它的实力愈发领先于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印度、日本等文明）。
“分流”的意思是说，欧洲和中国两个文明就像水流分叉一样，走上了不同的近代历史道路。
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如果你只知道一位外国社会学家的名字，那就应该是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1920年出版）问了这样一个大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资本主义？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受到他的中国学生的启发，在1950年代又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学？
这两个问题非常深入人心，而且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回答。
上中学的时候认真听讲的同学都应该记得，中学历史课本曾经苦口婆心地澄清这两个问题：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资本主义和科学？我们古代的科学可发达啦。我们明清的江南有“资本主义萌芽”，但都是西方的商业入侵把这个小芽芽扼杀了。
▲明朝画家仇英的《南都繁会图》描绘了当时南京市井的繁荣景象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么殷勤。
“韦伯问题”和“李约瑟难题”早就被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
也就是说，它们暗含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假设：欧洲有资本主义，欧洲有现代科学，中国没有，那么中国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
这就像你小时候，同学给你嘚瑟说：“我家有任天堂游戏机，你家没有。”但我家没有游戏机，并不意味着我家就不如你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虽然小时候的你可能不这么认为）。我家有我家的家境和家庭生活，正如近代中国也有合乎自身逻辑的历史轨迹。
关于“大分流”，如今最基本、最受关注的两个问题是：
它是何时开始的？（When？）
它是如何发生的？（How/Why？）
1
“大分流”何时开始？
第一个问题更容易理解一些。问“大分流是何时开始的？”，也就是问“欧洲是什么时间走上发展的快车道的？”
我们最熟悉的故事，把这个时间定在了1500年前后。
这个时间上，哥伦布刚刚发现了美洲，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开始；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现代科学思想开始启动。
不过，“1500年”这个答案，如今看来是欧洲太自恋了。哥伦布的小船队，相比同时代郑和的远洋船队，要寒酸太多。虽然有了几个科学思想的先驱，但论整个欧洲内部的社会面貌和发展水平，1500年和1700年并没有太多显著的不同，相比同时代的中国也低端很多。
如今学者对“大分流，When？”回答，都把时间定在约1700—1840年之间的某个点。根据对比标准、统计方法不同而时间略有不同。
▲从区域GDP占世界总GDP的比例来看，西欧（淡蓝色）是从1820年前后开始显著增长的（注意，西欧和北美曲线的抬头是同步的），在19世纪中期超越了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一本最雅俗共赏、也最具争议的书是著名全球史学者贡德·法兰克的《白银资本》。
《白银资本》认为，从1500年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开始，到19世纪初为止，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欧洲人从新大陆获取白银，然后来到中国用白银交换产品，再把商品运回欧洲。这成了几百年中世界贸易发展的基本逻辑。
再往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取代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实现了“大分流”。
2
“大分流”为什么会发生？
“大分流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原因分析涉及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技术水平等方方面面的对比研究，相关的争论也更加猛烈。
这里我们提两个比较重要的学者，给每个人一小段话，介绍他们的观点：
彭慕然的《大分流》，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这一小节比较难读，对自己的社科硬核程度不自信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的书单部分。
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大分流”概念的提出者。他最有名的作品就叫《大分流》（2000年出版）。
和其他很多这个领域的作品一样，《大分流》这本书面对的焦点问题是：欧洲和中国，都是如何应对农业生产的限制的？（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经济规模、可养活的人口是有限的，当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达到农业经济可容纳的上限，就会发生动乱或饥荒。）
彭慕然认为，实现“大分流”的欧洲突破了这个限制，是由于欧洲开始开发美洲的广阔天地（空间上的突破），同时英国的煤矿资源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经济模式上的突破）。但是中国则一直留在农业社会中。
黄宗智是一位研究中国明、清社会的经济史学家，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学生的必读作品。
这本书解释了明清中国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状况，并且为此提出了一个逼格堪比“大分流”的概念，“内卷化”。
什么是“内卷化”呢？
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我家有10亩地，可以开心快乐地养活一家6口人；接着，家里新生了4个孩子，多了劳动力，但是已经没有地可以买了，我们只能更细心地照料这10亩地，勉强养活全家10口人；再接着，我们又生了4个人，还是只能更加心细经营这10亩地，生活就更困难了……
“内卷化”就是指这种通过向有限土地投入过量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导致生产率低下、劳动边际回报递减的过程。（要是在欧洲，这些多出来的人口会去美洲新大陆种地，或者去新兴的工厂做工。）
所以说，明清时代的中国经历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被欧洲甩在了后面。
彭慕然和黄宗智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
3
关于“大分流” 还有哪些好书可以读？
上面介绍的一些问题，包括彭慕然和黄宗智两人的观点，只是“大分流”问题的一些侧面。想在这个领域获得更系统的眼界，下面这些书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
《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欧阳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3月
硬核程度：★★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兵器打不过西方了？
《从丹药到枪炮》从黑火药这个小切口进入，讲述中国和欧洲火药军事技术的发展历程。复盘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战历史上的重大战役和历史人物，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书显示，在明朝、清朝，中国仍然重视自主研发，同时积极学习、仿制西方技术，在军事技术发展上有十分积极的地位。
李伯重评论
欧阳泰博士是今天国际史学界中引人注目的新锐学者，近年来佳作叠出，挑战西方中心论，重新探讨中国的历史，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见解。本书就是他最新的成果，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分析。
近几十年来，国际学界聚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一度是世界上最富有、技术最先进、国力最强的国家的中国，后来丢掉了优势，让位于西欧。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这本书从军事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针对国际学坛关于“大分流”大辩论提出，中西历史的“大分流”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也在于军事方面。中国在全球军事“大分流”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只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这些新观点，对于我们真正认识“中国特色”具有重要帮助。
《19世纪大转型》
贡德·弗兰克 著
预计出版时间：2019年4月
硬核程度：★★★
《19世纪大转型》延续了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论点，认为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持续到18世纪，而且更进一步深入到了19世纪。
《哲学·科学·常识》
陈嘉映 著
2018年03月
硬核程度：★★★☆
陈嘉映认为，与其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不如问“欧洲为什么出现了科学”。
因为欧洲是个特例，就好像村里出了一个“毛孩”，你只会问“为什么那个人身上会长毛”，而不会问“村里别的人为什么没有毛”。欧洲才是独特的那一个。《哲学·科学·常识》讨论的就是，为了科学，欧洲的思想家曾经有多拼。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
皮尔·弗里斯 著
2018年12月
硬核程度：★★★★
作者以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为例，从政府收支、财政和货币体系、官僚体制、军事与经济政策、国家的形成与建设等角度，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认为，清朝时期中国羸弱的国家能力和低效的财政货币制度及官僚体制等导致国家无力支持经济发展，这才是清朝无法开启现代经济增长历程、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火枪与账簿》
李伯重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硬核程度：★★★★
“这本书从新史潮、全球史和公共史学三个角度，为我们重新梳理了15到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亚世界互动时的特点，抓住了在国际贸易规则还未形成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商业与军事暴力同时存在的特征，为我们重新理解明清易代提供了新的视角。”
《大分流之外》
作者: [美] 王国斌 / 罗森塔尔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
硬核程度：★★★★
“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是促成“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经深埋在中国和欧洲的政治架构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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