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维持我们生存的必须。不同的是，吃饭、睡觉，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而读书，则是满足精神的需要。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是肉体生命鲜活，而精神生命萎缩。这是因为，他们只顾得吃饭、睡觉，保养身体；却没有好好读书、学习，培养精神。
书籍，为我们的精神生命提供养分；阅读，则会让我们的精神生命无比健硕。宋代文豪苏轼曾经说出读书的妙用，它可以使困窘贫寒的人变得高贵优雅，因为其美质内在，闪烁光华：“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人在谈到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与文学修养时，常常会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又云：字吐珠玑，文铺锦绣。我们想想看，这难道还不是精神生活上的锦衣华食、宝马香车吗？！
古人还说过这样的话：“赠人以言，重于珠玉”。倘若不读书，又怎么会有“赠人以言”的能力呢。孔子云：“不读诗，无以言”。这也是在强调饱读诗书对人的言谈举止的影响。
是的，我们不能想象，在没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时候，人类是什么样子。或许，学会了语言文字表达，是我们人类文明真正诞生的标志。而作为生命个体来说，情况大致相同，学会了读和写，我们才基本算是一个文明人，不辱智能生命的名分。好了，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读书，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况且，在金钱至上的观念和行为甚嚣尘上的时候，你还能告诉我有比安安静静、心无旁骛的读书更美好的事情吗？
恐怕没有。
然而，带有狭隘自私目的的读书却并不美好，甚至有害。才学用于反社会、反人类的时候就会变成其主人的帮凶。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一旦假公济私、谋取私利、贪赃枉法、陷害他人时，其手段会更加高明，其做法也会更加有效。因此，倘若我们在孩提时代没有确立端正的读书观念，就很有可能在成年时成为有知识、有学问的庸俗市侩、卑鄙小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惨痛的事实。
为了虚荣的读书，得到的不是知识，不过是带有知识的虚荣；为了名利的读书，获取的不是学问，不过是学问装点的名利。
古往今来的世界上，从来都不乏读书人，缺少的是正直、高尚的读书人，缺少的是实现自我的同时造福群体、功成名就的同时完善社会的读书人。
那么，所有念书的人、教书的人、写书的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读书为谁，读书为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读书来说，“利其器”就是端正态度，所谓正心诚意。
有人———为做人而读书；
有人———为做事而读书。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却很少听到前一种读书观念，而常常听到后一种读书观念。
前者，是一种典型的价值理性的体现，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强调的是人格修养；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露，表达的是物质诉求，重视的是实用效果。
我们在此有必要说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提法，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最先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学术术语，在今天被广泛使用，却有多重解释。简言之，价值理性注重“人本”，而工具理性强调“物本”。
我们可以用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作为例子。
梁启超儿时读书，注意力维持不久，青灯黄卷，不免犯困。见此情景，父亲梁宝瑛就对儿子厉声说：“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注意，父亲梁宝瑛并没有说，不好好读书，将来你能做什么事情呢……而是说：“汝自视如常儿乎？！”深知读书要义的梁父，在此特别提醒的是———做人！
难怪，在这样的“做人为先”的教导下，梁启超4岁读《诗经》，7岁诵“四书”，9岁撰古文，17岁中举……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散文《少年中国说》，至今被学龄孩子们朗声诵读……再举一个例子。
大学问家梁漱溟在中学（顺天中学堂）毕业后，自学成才。他在年轻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他的读书志向，可谓远大、伟岸。他虽一介书生，但目睹民生困厄，就立下宏愿：“此心如饮苦药……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
且看，作为读书人的梁漱溟，并没有为自己的衣食生计想得太具体，而是心怀天下。子曰（见《论语·为政》）：“君子不器”。古人心目中的“君子”，乃为学而成德之人。朱子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同。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今天的梁漱溟和古时的孔子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都认为，读书应以做人为要务，而不该成为器物。
以上例举的两位文坛大家———梁启超、梁漱溟，都是最著名的读书人，他们的读书心愿，可谓纯洁端正，美丽动人，足为楷模，堪称师表。
然而，谈到一代又一代人到底为什么读书的问题，我们还必须申明，不能要求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去做梁启超和梁漱溟，非要拿此标准去丈量众人，反倒表明我们自己患了道德理想化的强迫症。
那么，还是孔学先师的观点正确：“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对于大众阅读而言，我们知道，高标准当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读书。那样最好，不能再好。但是，更实际、更可行一点儿，还是让大多数孩子先为自己修身、修为，先为报答自己父母的抚养、劬劳而读书，来得更加恳切，也更加务实。
实话说，为什么读书的答案，应该有这样一个较为合理的次序：第一，为自己；第二，为父母；第三，为国家；第四，为世界。
我以为，以上次序，不能颠倒。
我们自己大多都是从小学开始读书，一路走来，不会不记得自己最初的读书心理。我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在每个周末，给班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发一面蜡纸裁剪的小红旗。我第一次得到这种奖励，因为给老师鞠躬时鞠得太深，还把前额重重地磕在讲桌上，磕了一个大包。但老师欣赏的表情、班里同学们的掌声，还是让我获得一种巨大的心理满足。从那一刻起，我小小的心灵就懂得什么叫荣誉，什么叫尊重，这也正与我争强好胜的天性相吻合。读书，就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那时，我就认识到这么多，也屡屡赢得胜利。看到父母常常因为我期末考试得了语文、数学的双百分而高兴，我自己既骄傲又自豪。
因此，推己及人，我想，对一个学龄期间的小孩子谈读书，如果一上来就讲大道理，小孩子是听不懂的，囫囵吞枣不管用。
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启发式教育。我父母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教我背诵王之涣所做《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说，小孩子懂得“更上一层楼”的深刻寓意吗？我想，我那时是懂的。我知道，“更上一层楼”，不是指在和爸爸妈妈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时多上一层楼；而是在说，人要往高处走，才能看得远。
显然，为自己读书，也就是让自己眼界更开阔、心胸更广大。
读书立志的第一个层次，即为自己读书，不是自私的意思，而是自爱、自强的意思。
读书志向的第二个层次，是为父母读书。这绝不是说光宗耀祖，而是在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做儿女的，不知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绝不会成为一个对群体、对社会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
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三份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如今，城市中大多数父母都是职场中人，他们有工资，有养老金，不需要子女赡养，而子女能做的，恰恰是学有所成，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让自己的父母为他们的付出而感到安慰和骄傲。假使，社会和学校能够强化这种观念给学生，那将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伦理道德层面的训导。人，总是先接受家庭伦理的熏陶，后接受社会伦理的教育。
读书志向的第三个层次，是为国家和民族读书。
读书的境界与做人的境界成正比。正像一个人总是先懂得爱自己、爱父母之后，才会懂得爱民族、爱国家。这个次序同样不能倒置。因为道理太简单，一个人总是先有自我意识，而后才有群体和国家意识；一个人总是先和父母产生感情，而后才与民族和国家产生感情。当我们读书读到一定年龄，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情感成熟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便知道，每个人都在一个特定的群体社会中生存，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同一种文化，而我们每个人的荣辱与民族、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
一百年前，即20世纪初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有志青年不在少数。在那个中国长期积弱、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病入膏肓的时代，同样是捧读书本，有的年轻人是想着工业救国，有的想科技救国，有的想教育救国，有的想军事救国……总之，为了民族复兴、祖国强盛而读书的莘莘学子，奉献了他们各自的生命激情与才华，倾注热血、汗水，甚至付出宝贵生命，为我们21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那么，我们今天难道不该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寒窗苦读、悬梁刺骨吗？难道不该为一个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而忘我投身吗？！
然而，一个有趣的逻辑关系在此出现了，我们发现，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当一个人能达到读书的第四个层次和境界，即懂得为世界、为人类、为真理和正义读书时，他才能很好地实现他的第三个读书志向和目的———即为民族、为国家……
我们为什么读书？当大家都想清楚了，剩下的是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们呼吁，或许不算是迟到的呼吁，而是恰逢其时的呼吁，今天的中国人变得比以前富裕多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那就是———每人一个书柜、每家一个书房。一人一书柜；一家一书房。
这是一个期盼，也是一个梦想。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梦想，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非常文雅、优雅、风雅，我们所见的人一定个个知书达理且高级有趣……
在以上愿望实现的过程中，我们还希望，在城市的街道或广场上，竖立起我们国家历史上伟大的读书人、文化人的雕像；在最庄严、神圣的公共墓地和纪念殿堂里，安葬我们国家伟大的读书人、科学家、诗人、艺术家的骨灰……
我们既然提倡全民阅读，终身阅读，那么，就应该对伟大的读书人和知识渊博的人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尊崇。就像美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郑重地把他们的学者的头像印在钞票和硬币上一样；就像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虔诚地将国之重器一般的领地———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先贤祠留给国王，也留给科学家牛顿和艺术家雨果一样……
我们为什么读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