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熊某某供述其没有出售药品、保健品的营业执照。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间，其经由收集关联、发送快递等体式，向杨某某（已判决）发卖散装降糖保健食品，发卖金额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后杨某某将该降糖保健食品以“降糖茶”包装，经由快递发货、微信收款等形式向全国多地消费者发卖，发卖金额共计人民币32万余元。
经查明，案涉“降糖茶”的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成分等信息，经检测个中含有不法添加的西药成分格列苯脲和二甲双胍。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显露，杨某某曾扣问熊某某“您谁人降糖的药里放了西药吗？患者化验申报显露有西药成分”，熊某某复原“这药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多种药在一路，会发生此外成分”“若是怕出事，就少做，别重振旗鼓”。北京医学会出具的医疗问题专家咨询定见书证实，服用含有格列苯脲和二甲双胍成分的食品会对人体及特别体质人群造成多达11种的风险，个中包罗或者会对人体造成低血糖、低血糖休克、造成肝肾功能损害等后果，对特别体质人群或者造成过敏回响、低血糖中毒或乳酸中毒等后果。
法院认为，熊某某发卖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行为入侵了国度对食品卫生的治理轨制和恢弘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平安，已组成发卖有毒、有害食品罪，且情节严重，依法应予科罚惩罚。熊某某明知其发卖的是不相符食品平安尺度的食品，亦明知杨某某购置后分卖给分歧的消费者，还多次、持续实施发卖行为，两者的行为具有关系性、前后跟尾性，故应对造成社会好处受损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公益诉讼告状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要求熊某某连带承担发卖价款10倍责罚性补偿金的诉求，于法有据。综上，作出上述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