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品读经典，智启新思

今年的秋季读书周

迎来了一场“经典重读”的热潮

各位TVSer，以笔为舟，用心记录

每一次翻页，都是与书籍的深情对话

现在，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

一起翻开那些满载智慧与感悟的篇章

与学部君共赏这几份优秀的读书报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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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分享

书 目 一

重读《互联网伦理：

信息时代的道德重构》

分享人：姜俣 2019级广播电视学专业研究生

文森特·莫斯可在《数字化崇拜》一书中援引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对于科学本体论的解释以警醒人们用“三只眼睛”观察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影响下的现实生活：科学是自然的，是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物质力量的合理整合；科学是政治的，是利己的社会行动者与社会力量的战略机动；科学是文本的，是用来解释世界并由此在语言上构成世界的修辞策略。“三只眼睛”的调动以洞悉技术应用的实然状况为根本目标，其中包括理解技术运行的基本原理、解蔽技术安排之下的权力动态以及澄清具有欺骗性的技术迷思。然而，当科学家与批判学者完成了彰显技术现实复杂性的学术使命，未来的行动选择正在应然的丰富想象与冲突的技术后果中迫切呼唤“何为正当”这一问题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也是伦理的，其存在本身即一种道德的意向。伦理关注行为的对错善恶及其成因，是对道德信念和行为的理性审视，“既决定着目的或至善，也指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或手段”，既将价值的反思带入技术的考量，也为行动的逻辑提供依据和解释。伦理是俯瞰技术生活世界的“第四只眼”，是技术审判的最终关卡。《互联网伦理》一书即提供了这样的视界。

1.理论穿梭：

来自道德文化的启示

“社会就像一个有许多驾驶者的小镇，道德是城市里的道路网络，人们在道路上行驶，而坚持伦理的人们就像坐在城市上空漂浮的气球中，评估个人的道路以及整个道路网络的质量。”迈克尔J.奎因在书中首章开门见山地以九大经典伦理理论的思辨式探讨，勾勒出道德决策的路径地图，在主观相对论、文化相对论、神命论、伦理利己主义、康德主义、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美德伦理学的理论框架比较中得出了五种立场各异但又均实用可行的伦理理论。而这种伦理的视域与选择，也折射出作者所处社会语境中关于道德标准的文化观念。

·康德主义：也称善意和绝对命令，即只从道德规则行动，同时将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律；总是以自己和他人作为目的本身来行动，而绝不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行为功利主义：将效用原则应用于个体道德行为中，即倘若一种行为所带来的好处超过其坏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好的；倘若一种行为所带来的坏处超过其好处，就是不好的。

·规则功利主义：将效用原则应用到道德准则中，即我们应该遵循一些道德规则，倘若所有人都遵循这些规则，所有受影响的群体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

·社会契约论：道德存在于规则之中，决定了人对待他人的方式。在大家都遵从这些规则的情况下，理性的人为了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也会接受这些规则。

·美德伦理学：正确的行为是善良的人在相同情况下基于自身性格所做出的反应。善良的人是拥有和实践美德的人。美德是人类为了达到繁荣和真正快乐而必须有的性格特征。

▲ 伦理理论的类别及其差异

本书对于伦理理论思辨与道德评判过程的详尽呈现是对文化间性与人文社会科学主观和客观交融互构的具象展示。一方面，同一伦理理论同时拥有正面案例支撑与反面案例批驳，例如尽管规则功利主义能够解决道德的问题，但却忽视了有利结果不公平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同一道德争议在伦理立场的移步换景中得出的结论或背道而驰，或殊途同归，有时行为功利主义的效用计算或会违背美德伦理学的坚持，有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坚持恰是效用的最佳方案。前者指向对普世主义价值观的挑战，后者指向冲突来源的解释与共识空间的可能。

有趣的一点是，对于伦理功能的认识，作者并未对“回应技术二重性”“克服法律规范与传统治理方式局限性”抑或“保障数字社会的良性运转”等方面过多提及，而是将其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其重要意义的彰显：“你认为某一行动过程是正确的，而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自然会问你，为什么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不能给出符合逻辑的理由，你就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相反，如果你能进行推理、解释，从而得出结论，就很有可能使听众相信你的立场是正确的，起码会有助于揭示有争议的事实或价值。”也就是说，伦理的叙事与传播的质量彼此紧密相关。从国际舆论场的硝烟到社交媒体中的评论区大战，如果反思传播的伦理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那么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伦理的传播。

2.复杂现实：

道德实践的张力图景

基于前文提供的伦理理论工具，《互联网伦理》以 “互联网+通信”“知识产权”“信息隐私权”“隐私与政府”“计算机与网络安全”“计算机可靠吗”“职业道德”“工作与财富”8大章节，分析了包括网络交互、知识产权、数据挖掘、工程师职业道德、网络欺凌、自动化与就业、全球化等40个网络道德争议现象。关于数字技术的道德困惑与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形影相随。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发布的《数字伦理手册》，将人机互动、假新闻、在线友谊与约会、算法偏见等议题也纳入伦理审视的范畴。通过对技术前沿的捕捉，研究者们构建起由计算机伦理、信息伦理、网络伦理、数字伦理、AI伦理共同组成的媒介与伦理研究学术场；通过对技术场景的追踪，伦理思考已形成职业伦理（如软件工程师道德法则）、社会伦理（如数字鸿沟、“赢者全拿型”社会）、个体伦理（如网络成瘾）、技术伦理（如对等网络和网络寄存空间）等多重框架。

本书通过对信息技术引入社会后所引发的道德争议的讨论，勾勒出互联网伦理实践的三重张力：

一是虚拟与现实的张力。从网络成瘾对于现实生活的抛弃，到网络欺凌造成的现实伤害，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已经模糊难辨。正如本书英文版收录的访谈中提及的“他乡伦理”（Elsewhere Ethic）所言：曾经的伦理要求是“找到自我”（find oneself），而现在这种伦理已经演变成“管理多重自我”（manage one’s selves），随着连接性的不断增强，我们不再有空间或机会去寻找一个真正的、单一的、真实的自我，几乎不再有私人社交空间——戈夫曼所称之的“后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能够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管理多重数据流、冲动和化身。

二是物伦与人伦的张力。创建于1999年的Napster有方便音乐文件交换的对等网络，却也能够在地方法院法官的裁决中安装文件过滤软件组织受版权保护资料的传输。网络服务器可在cookie中保存用户访问网站的各种信息，用户也可以自行设置是否接受cookie。在技术与人的彼此建构中，技术所带来的伦理新问题是机器应当如何围绕人类运转，人类又应当如何围绕机器行动。

三是延续与重构的张力。纵使进入数字新时代，伦理的经典主题仍然值得讨论，如隐私、工作、职业道德与知识产权。前所未有的道德新问也不断涌现，如智能控制、自动化决策、AI透明性与偏见、生存危机等。技术驱动着伦理，但以“数字伦理”命名的问题或许早已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存在。

3.此地重逢：

《互联网伦理》的在地之思

2019年的秋季与此书初相逢时，我刚刚成为一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硕士新生，那时我的学术头脑还如同一座亟待建设的空荡孤岛，在导师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截止日期逼近之际慌忙选择了这本当时为数不多的我能够读懂的学术作品完成了书评的写作。尽管那次焦灼的阅读我只求不要给老师留下一个“目不识丁”的初印象，然而却意外在书里的伦理争鸣中感受到了学理论证与批判思辨的魅力。回看五年前写下的文字，在感慨自己敢于提交的勇气之余，也仿佛看到了当时那个虽热切努力却因思想匮乏而对新知只顾照单全收的“初学者”。或许是因为伦理的思考本身就是对学术想象力的激活，或许是经历了学习过程与期间导师对于“我的心得”与“我的想法”始终殷切的启发，或许是成长于学院上下对于“中国特色”与“家国情怀”的耳提面命与身体力行，此时的我再次翻开这本书，再次完成这项作业，希望能够不负时光，呈现全新的面貌。

《互联网伦理》一书因其对经典伦理理论的梳理与丰富伦理议题的覆盖获得了“百科全书式”伦理著作的美誉，然而“完整”的迷思极易遮蔽“选择性”的实质。尽管书中关注的理论与议题在中国社会亦引发广泛共鸣与回响，但其所选择的可行理论传统均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土壤，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伦理理论成果鲜有关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理论适配困惑与议题遮蔽问题。对于中国本土伦理理论的找寻，不仅仅出于开拓本土知识体系能见度与话语权的期待，同时也是为理解和把握互联网伦理全球性与本土性并存的复杂实践逻辑、探索替代性方案的智识需要。中国伦理学具有区别于西方哲学“思辨智慧”的“生存智慧”，蕴藏着“道德与伦理之辨”“群己之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性情之辨”等伦理学元问题以及忠、信、敬、笃、诚、孝、悌、义、仁、勤、勇、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资源，其在与数字技术的碰撞中必将提出独特的议题、方法、解释并推动理论互鉴。例如，有学者探讨了儒家式应对思想与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雅克·蒂诺与基思·克拉斯曼所著的《伦理学与生活》将儒家的道德自我修养论纳入美德伦理学框架即为东西方伦理对话潜力的例证。

奎恩在书中宣言“新技术的使用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需要记住，作为社会和个人，我们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如何选择使用一项技术，以维护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价值观。”从雅克·艾吕尔对“技术至上导致人性失去”的哀叹，到尼尔·波兹曼对于“技术垄断文化”的预言，面对数字化进程的滚滚浪潮，伦理学家们在技术决定论的喧嚣中仍然相信人的力量。应用伦理学中的“设计转向”佐证了这一点，它追问“我们如何设计系统、机构、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应用，使用户能够做他们的事，并使他们能够防止应该防止的事”。如果说数字生活始终是一场大型的叩问，那么《互联网伦理》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保持道德的敏感与能动的想象。

书 目 二

重读《娱乐至死》

分享人：方思琦 2022级广播电视学专业研究生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作者用两个小说《1984》和《美丽新世界》作为书本内容的引入，指出赫胥黎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表达了对电视娱乐产业的批判和担忧。

《娱乐至死》的作者是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5年，深度探讨了当时的媒介生态。尼尔·波兹曼也首度创立了“媒介生态学”，致力于对媒介环境进行道德批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位谐星给不爱运动、喜欢宅家看电视的人群起了一个外号“couch potatoes”（可以意译为电视迷）。到了八十年代，电视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娱乐放松的主要途径。尼尔·波兹曼用“娱乐至死”的观点来警醒观众，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就个人阅读后的感受而言，《娱乐至死》用比较激进的语调刺激着人们沉溺“娱乐”日渐麻痹的娱乐神经，这本书对于普通观众和媒体工作者都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1.“阐释时代”——“电报时代”

——“娱乐时代”

尼尔·波兹曼首先介绍了“阐释时代”和“电报时代”，即以印刷书籍和电报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期。托克维尔在用类比的方式深刻说明了书本这一传播媒介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重大意义：“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这两个时代的受众普遍表现出理性和严肃、具有理解复杂表述的能力，不会因为阅读深涩难懂的文章而感到厌烦，具备客观性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会敏锐判断出演讲者或者书本内容中不合理的部分。广告在“阐释时代”也以“严肃”为主要特点。广告中没有图片、没有宣传，只有事实描述。这样的广告在现今读起来可能会很乏味，但一定不会欺骗消费者。作者认为，当广告中充满令人感兴趣的图像、视频后，它就与其本身的作用背道而驰，不再具备合理且令人信服的语境了。

尼尔·波兹曼继而对美国电视所开启的“娱乐时代”展开犀利的批判。作者认为美国本土的电视文化对社会整体的思维深度和认知导向产生了消极影响。观看电视不需要观众进行思考，不需要理解观点，只需要接受图像和视频的光影刺激留下印象。着装打扮、灯光特效成为电视节目的厉害武器，它们搬空了信息想要传达的实质内容，尽情娱乐着观众。文化语境的连贯性更受到尼尔·波兹曼的批判。电视已经不能谈“自相矛盾”，因其语境和逻辑早就不复存在。前后无关联的节目由带“欺骗”性质的广告相连接；重大突发新闻播完后，主播的一句话“好的，现在让我们来关注……”就可以迅速打断读者的思考，把他们拽入娱乐八卦。观众已经无法察觉这种前后不对应的无厘头节目，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持续能力已经被电视的娱乐化所驯服。通过电视呈现的教育也“沦落”为娱乐。尼尔·波兹曼以美国儿童教育类节目《芝麻街》为例，指出这样的“教育”背离了循序渐进的规律、缺失了对学者推理和记忆能力的要求。“寓教于乐”在电视节目中没有被正确地体现，因为没有门槛、没有要求的学习不可能起到教育的目的，而只能是娱乐。

2.娱乐辩证法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不得不承认，《娱乐至死》引发了旷日持久地对电视文化的反思和怀疑。尼尔·波兹曼所处的时代显然是电视的黄金时代，而当网络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信息如同潮水一般涌入移动电子设备的“半亩方塘”，人们再次被淹没在“娱乐”与“虚假”之中。《娱乐至死》的封面上呈现出这样一个骇人的画面：一家四口簇拥在电视机前，屏幕荧光照亮的却只有四副空空的躯壳，脖子与脑袋不翼而飞。叫人不寒而栗的是，雷同的画面在移动网络时代似乎叫人司空见惯。就像本该阖家团圆的春节，一家老小却各自捧着手机，对着娱乐资讯目不转睛，偶尔的一声爆笑划破客厅的宁静，上下翻飞刷新页面的手指成了他们灵魂的出口。

有学者提出，当下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娱乐至死”，而是“至死也要娱乐”。一方面，相比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如今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容不下一颗齿轮的“脱轨”，短平快的娱乐八卦一时间如同标准化生产、价格低廉的料理包一般，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当今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稳定生产方式逐步消逝，确定性神庙的地砖在一片片被剥落，人们所遭遇的挫折、焦虑、倦怠、困惑呈指数级增长。在寻求慰藉的旅途中，人们发现以鸡汤、八卦、搞笑短视频为代表的娱乐才是消融愁绪的最低廉手段。

当下，被尼尔·波兹曼视为“豺狼虎豹”的电视，却因其相对而言的严肃性、完整性退居二线，成为“传统媒体”的一员，以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则闪亮登场。能够听完几个小时政治辩论的时代早已遥不可及，超过30秒的短视频都需担忧“完播率”，更毋需谈在一片“标题党”与“引战贴”中寻求逻辑与理性。然而，“至死也要娱乐”却也并非网络时代的全部内容，隐匿在犬马声色之下的抗争与表达同样也值得被看见。正如费斯克所强调的那样，通俗文化同样具有政治潜能，它们在微观层面通过游击战式的“偷袭”对宰制力量进行对抗。在看似文化享乐的背后，大众时而也会采取一种戏谑、反讽、幽默的方式，用表情包、恶搞短视频等途径参与到严肃的政治表达之中。

娱乐确是人之天性，但如何平衡娱乐性与严肃性，或者说如何从娱乐的“附庸”转而成为娱乐的“主体”，是我们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尼尔·波兹曼在书中明确表达了对于学校教育的希冀：“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

面对大众媒体时代的文化恐慌，教室不该再沦为尼尔·波兹曼口中的“社交场所”，而应当沉淀为一片“阅读乐土”。阅读的启发与逻辑的训练，才是拨云见日的良方。

在这书香四溢的尾声

是否有一本书，或一句话

轻轻触动了你的心弦？

阅读书写，我们同行

希望这期分享能为你的阅读之旅增添一份新意

让书香陪伴每一个充实的日子！

供  稿／姜   俣   方思琦

编  辑／刘乐溪   张   萌

校  对／吴   睿   高   淼

主  编／韩   飞   董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