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面临新风险

“该App要求我必须填写姓名、职业、学习目的、英语水平等内容才能完成登录。”罗某认为，这属于强制收集用户画像信息，故将App运营者某科技公司诉至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首次登录页面设置相关个人信息收集界面，App运营者未提供跳过或拒绝等选项，属于对原告个人信息的强制收集，不产生获取有效授权同意的效力，构成侵权。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提供个人信息副本、停止侵权、删除个人信息、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2900元。　　

赵瑞罡介绍，2018年9月至2023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58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案件，纠纷集中在互联网平台，以互联网企业为主要被诉主体，涉诉个人信息类型和侵权形态较为多样，相关纠纷覆盖了社交、电商、金融、移动办公、在线教育等众多行业和领域。“有的金融企业被诉存在信息泄露问题，致使用户遭遇电信诈骗；有的电商平台被诉频繁拨打用户电话，不当使用或泄露个人信息。”赵瑞罡说，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频繁，引发个人信息纠纷的场景涉及众多数字经济领域。　　

北京互联网法院对相关案件调研后发现，涉诉的个人信息类型既包括法律法规列明的手机号、身份证号、行踪信息等，也包含大量法律未明确列举的信息，例如视频浏览记录、职业信息、交易信息、位置信息等，还包括敏感个人信息如人脸信息等。　　

同时，个人信息处理呈现出线上线下多主体多形态交融的特点。比如，有企业存在线下收集、线上处理、线下线上多主体混合处理、关联企业共同处理等行为。此外，随着法律普及和个人维权意识提升，死者个人信息处理、复制查阅等新类型个人信息纠纷，逐步进入诉讼程序。　　

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庭长孙铭溪介绍说，近亲属对死者个人信息的查阅、复制等权利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的重要权利，个人死亡后，个人信息处理者仍然应当承担死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义务，允许死者近亲属查询、复制死者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于死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履行边界，包括“提供调取死者个人信息的其他合理途径”“基于业务关联的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再实际控制死者的个人信息”等。